国外对于企业管理理念的应用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经济出现衰退现象，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而此时，经济的全球化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信息技术得到全面普及，教育水平得到广泛提高以及私营企业的成功示范效应等使得各国的经济体制面临巨大的挑战。美国的沃尔夫明确提出“后果战略”，强调创设绩效后果，实行企业化管理，提倡有序竞争和绩效管理；到了90年代，詹姆斯·N·罗西瑞困提出了治理理论，他认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这种理论是为政府企业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以上是在理论上研究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应用到政府行政中来，在这一点上恰好与我国由经济体制改革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相反。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举措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优化职能，对企业职能的范围进行了重新界定，“革除了那些对有效的公共目标不再起作用的职能以及私人部或其他层级政府做得更好的职能”，将“掌舵”和“划桨”职能分开，实现了对企业职能的优化，使政府致力于改进“掌舵”职能，从而更有效地集中把握政策和方向。二是进行文化再造，运用“五项战略”(即核心战略、结果战略、顾客战略、控制战略和文化战略)思想对员工的价值观、行为规范、态度及期望值和组织的目标、激励机制、责任机制、权力结构进行了再造和重塑，为企业改革扫清了观念上的障碍。三是引入竞争机制，不仅要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允许参与竞争，在部门内也要制造竞争形成内部交易市场。四是以顾客为导向，遏止部门因追求效率和低成本而牺牲服务质量的现象，使企业逐步树立起向顾客负责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五是放松规制，把权力分给基层组织，分给市场、分给社区，并放松对它们的规制，使它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进行自主化管理。国内学者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应用的研究比较晚。有的认为，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一些国家的企业化改革是适应后工业时代发展需要的。而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时代，计划经济模式仍占据主导地位，加上我国社会整体发育程度较低，故奢谈“企业化改革”还为时尚早。而有的观点则认为我国的历次改革总是在现行体制构架内寻找出路，因而使改革难以摆脱旧体制的束缚或突破传统体制。因此就需要从既定体制外部寻求一种有借鉴或仿效价值的参照模式，必须推进企业化改革。对于如何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应用到企业中来，谢水明认为可以引入竞争机制，树立“顾客至上”理念以及“成本—效益”意识。黄听川认为借鉴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可以采取优化职能、引入竞争机制、以顾客为导向以及放松规制、变革文化。潭和义圈认为中国由于市场机制不很发达，市场体系还不很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所以不是中国企业推动政府改革，而是政府通过行政改革推动企业走向市场。叶贵仁认为应该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企业化理论虽然在美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不同国家的行政改革有本国具体的国情，我们借鉴西方的理论一定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在改革中的应用研究得比较深，并且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中国的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还比较少，也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体系，并且对西方国家企业化改革的研究也只是研究了其成功的一方面，极少研究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