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术观念的传入，“文学”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述，文学作品无外乎归为四类，即诗歌、戏剧、小说、散文。而前三类逐渐成为主流，相对而言，过去的大宗散文反而退居次要地位。就秦汉文学史而言，主要是辞赋、史传、诗歌（乐府、五言诗）、散文（有的还包括小说）等四类。前三类的文体界限比较清晰，唯独散文，最为驳杂。凡是前三者所不收者，都可以归之于“散文”类。因此，“散文”的涵意最为丰富。换言之，除了诗歌、戏剧、小说之外，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之为散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中国文学卷》讲到中国散文时正是依据了这样的理解:“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还有另一重要文体，即散文。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几种不同的概念:（1）‘散文’相对于‘韵文’讲，是广义的，泛指一切无韵的文字。（2）‘散文’相对于‘骈文’讲，也是广义的，指那些单行散句，不拘对偶、声律的语文体，即唐宋以后所称的‘古文’。”学术界的普遍看法，认为凡是不押韵的文体，都应进入中国散文史家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散文是与诗词、小说、戏曲并列的文体。问题就出现在古文家所称的“文必秦汉”的“文”上。什么样的“文”可以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具体到秦汉文学史研究而言，凡是严可均收录的作家作品，是否都应在文学史中给予论述?这个问题从20世纪初叶就曾引起过相当热烈的讨论，并在文学史编写实践中做过各种有益的尝试。最基础性的工作当然是回归原典，即根据秦汉文学史的实际，尽可能地勾画出当时的文学风貌、文体特征及文学思想的演变过程。所谓文学风貌，应当从纵横两个方面着眼。编年史为纵的基本线索。文学地理及人才分布则为横的主要线索。所谓文体特征，在《〈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一文提出，中国古代主要文体，这里主要指文章的体裁，在秦汉大体定型。各类优秀的文章体裁，理应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昭明文选》、《文心雕龙》是先唐两部最重要的文学选本和文学史论着，而他们所论及的作家、作品，我们的文学史所关注的不过是其中一二类作品而已，作家也只是涉及极少部分。结果呢，我们所编写的文学史，与紧接秦汉的六朝时代的文学史家的评价相去很远。都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盛唐诗，我们关注的热烈程度异乎寻常。而秦汉之“文”呢，除贾谊、晁错几家外，多所冷落。再扩大一点说，秦汉以下的“沈诗任笔”、“燕许大手笔”等古代文章高手的写作，我们的文学史并没有给予多少篇幅。相反，许多在当时文坛并没有多少地位的作家作品，今天反而可能得到充分的开掘和论述。所谓文学思想，我认为，影响左右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最主要理论主张和重要命题，在秦汉时期已经初步提出。这些内容应当给予系统的整理。可惜目前的文学史还与秦汉文学史实际尚有相当大的距离。我时常扪心自问:我们编写那么多文学史，与历史上的文学创作实际又有那么大的距离，为什么还要不断地编写?古今差异之大，今人之间的写作同样也各不相同。那末，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任何一家文学史似乎都难以提供一种公认的结论，甚至不过是一种每一个研究者心目中的文学史而已。如果历史成了一个人人都可以随意打扮的对象，那么，我们撰写历史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既没有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学史知识，又缺乏理论创新，结果，我们的文学史，就变得千人一面，其差异充其量只是量的不同，或者只是编写角度的变换而已。因此，我觉得，编写文学史，最起码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面貌。就秦汉文学史研究而言，这种文学地理以及文体还原式的研究尤其必要。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第二个层次，即综合研究阶段。2005年秋冬之际，我应邀到韩国汉城大学中文系访问，并作了《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讲座，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一、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现的新资料。二、国外古典文学资料的新发现。三、近五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着扫描。通过对秦汉简牍、秦汉画像、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动态以及近年中国出版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研究论着的具体介绍，试图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揭示出当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新的研究趋势，即:研究文学，必须跳出纯文学范围;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跳出中国范围。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秦汉文学史研究还有许多领域有待开拓，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因此，这里所说的“综合性的考察”就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论的大视角，而是对各种文体、各门学科作通盘的研究。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史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将活生生的历史强制性地划分成条条块块。条块分割的结果，隔行如隔山。文学研究界对于考古学界的成果，相对来讲，就显得比较隔膜，人为地限制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新时期以来，随着综合研究日益得到重视，这种状况开始得到初步的改变。《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发表的对李学勤、裘锡圭访谈录《新学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