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与堂吉诃德之比较分析阿Q和堂吉诃德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艺术典型，然而这一中一西两个同样典型的艺术形象却体现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和观念特点。无论是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方面的整体差异还是从其自身的个体差异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异都是十分明显的。而在这差异之中又存在着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谓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充满了市井气的底层人物，一个可悲的可有可无的人物。然而这个有着诸多喜剧因素的悲剧人物却是一个跨越时代的经典形象，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合了中华民族千千万万国民所有愚昧落后因素的的集合体，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而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塑造的一个用以批判骑士道精神的经典形象，是作者用以讨伐反动贵族和教会的精神武器。这个满怀不切实际的幻想的老头子固然是滑稽可笑的，但是这个老头却有着许多令人自叹弗如的可爱之处，笑过之后我们并不觉得他是个多么令人讨厌的人，甚至于有些佩服他的坚毅不屈和勇敢。阿Q是个类似于市井无赖的小人物，他的身上齐集了很多令人厌恶的刁恶和狡邪，尽管他刁恶狡邪得不够成功，也不够彻底。我们看完《阿Q正传》后并不觉得轻松惬意，亦无法对阿Q的遭遇抱以深切的同情，因为阿Q是一个品格与地位同样低劣的人，这样的人只会让人觉得可怜且可恨，无丝毫可爱之处。他闹出的笑话归根结底是出于自己偏狭的利己主义思想，且有着一种与别人同样的看客心理和虐他心理，从他欺负比自己弱小的小D，企图侮辱王胡以及调戏小尼姑等等诸如此类的“欺软”事件中可见一斑。这正反映了中国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民族心理特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阿Q虽然不够格做成一个市井无赖，却半无师自通半有样学样地沿袭了市井无赖的诸多特性。阿Q在受辱之后不仅没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而变态地将这种不公待遇加诸比自己更弱小的势力身上，且貌似很以此为傲。他是在寻找心理平衡的依托，以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方式来排解自己内心的不平衡感并从中享受角色转换后的快感。“一个狭隘的个人主义者的苦难史”——这是我们对于阿Q正传的整体印象。我们对于堂吉诃德则是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感受。堂吉诃德同样是一个惯于用幻想来安慰自己的人，但是体现在堂吉诃德身上的个人品质是阿Q无法与之比拟的。堂吉诃德比之阿Q，其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人格的高尚，尽管他同样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人物，同样有着诸多愚昧甚至于荒唐的言行举止，但是高尚人格所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是阿Q之流所望尘莫及的。与阿Q的个人主义相反，堂吉诃德秉持的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私欲的崇高理想，他的不切实际的主观幻想和可笑行径全都是基于其“恢复古代的骑士道来扫尽人间不平”的人生理想，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理想了，而是造福于人间的社会理想。尽管这种社会理想有如海市蜃楼和巴比伦空中花园一样不切实际。堂吉诃德过分夸大了自己的实际能力，严重脱离实际，因而闹了很多笑话，但是读者对于堂吉诃德这样一个荒诞的形象并无憎恶之感。因为堂吉诃德尽管可笑，但其理想的崇高令我们不得不折服，其性格的坚毅和勇敢更是使得读者深深佩服。二者并不是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他们对于遇挫或者受挫时的态度都出奇的一致，即我们常说的“精神胜利法”。无论是阿Q的自我安慰还是堂吉诃德的自我狡辩，都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阿Q靠着精神胜利法一次又一次地使得自己摆脱了被辱的困境，使得自己在精神上得以解脱；而堂吉诃德则一次又一次地使自己在主观层次上成功地变成了他心目中的高大威猛的英雄，并且成功解救了经过自己刻意扭曲变形后形成的不平事件的受害者。两者都是用自己主观臆造的空想来安慰自己或者使得自己获得精神上的极大胜利感，以幻想代替现实，以主观代替客观。但是两者的方式和诱发机制又各有特点。前者的诱发机制是现实生活的残酷现状和个人不公平的待遇以及为了生存而自发自觉创造的伪现实，这是生物趋利避害的本能的体现或者说是潜在的激发；而后者的诱发机制则是出于一种自加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打抱不平的思想，出于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追求。前者的方式是自轻自贱，自导自演式的换位思考或者实践式的角色转换，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后者则是通过扭曲虚化法重塑现实，以主观代替客观的方式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