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精品】范文参考文献专业论文浅析批捕阶段的证据标准浅析批捕阶段的证据标准一、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内涵“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司法实践中最普遍使用的关于证明标准的说法。这一规定缺乏操作性，也往往是公检法三家意见分歧的核心，这无疑增加分歧，减少了共识，影响了办案效率。目前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与深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似乎越来越为司法工作者所接受。在此，笔者对此作一简单介绍：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起诉一方证明被告人犯有被控罪行，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关于“合理怀疑”，加利福尼亚刑法典的表述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证据的总的比较和考虑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态，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决已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笔者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符合裁决者（司法人员）逻辑思维和主观活动的习惯的一面，也要看到其有很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在司法实践中，客观上应坚持并正确理解“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并充分借鉴吸收“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标准的合理内核：第一，我们不能照办照抄外国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因为这两种标准都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内容也不够稳定，而且缺乏监督。在目前我国司法人员素质普遍还不高，而且司法工作还容易受到种种案外因素干扰，如果不顾具体情况实行上述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导致判断时的主观随意性和判断结果的混乱，差别过大。第二，“确实充分”虽然是简单的四个字，但却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既包括对证据质的要求，又包括量的要求，具体地讲，可从四方面理解：一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二是案件中全部证明对象均有证据予以证实，三是证据之问、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问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如果有，应当得到合理排除，四是依据全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惟一的。“确实充分”的上述含义，应该说，无论学术界还是公检法三家，无疑都是明确的，但实践中往往容易出现偏差，笔者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对上述要求的理解不够全面，甚至存在一些错误或有偏差的认识。我们认为关键是要解决以下几个认识上的问题：首先，如何理解“两个基本”中对“基本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两个基本”的含义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根据有关文件，只要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就应该及时批捕、起诉、判决，不应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久拖不决。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4月7日发布的《关于检察机关积极参加“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意见》一文件中，将“两个基本”明确界定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作为一名司法工作人员，我们应该认识到“两个基本”不仅是“严打”斗争中一项重要刑事政策，而且其内容实质就是刑事证明对象和刑事证明标准，它在一定程度L对刑事证明对象内容进行明确限定，对范围进行了相应缩小，但在证明标准问题与刑事诉讼法是一脉相承，没有降低的。那种把“基本证据确凿”理解为“证据基本确凿”的观点实际上降低了证明标准，是不符合“两个基本”的刑事政策的，也不利于刑事证明任务的完成。其次，证据确实充分不等于证据完备齐全。众所周知，案件是业已发生的事实，它不可能一丝不漏地复制下来，就像用碎片复原一只打碎的花瓶，修复工艺再好，花瓶也永远不可能像未打碎之前那样完整，历时越久缺欠越大。任何案件，特别是经过较长时间才侦破的案件在证据上都是有缺欠的，原因非常复杂，有的是侦查机关侦查水平不高，重破案轻证据，在收集和固定证据方面出现纰漏；有的是案情疑难复杂，犯罪分子使用反侦查伎俩销毁证据，如丢弃作案工具、破坏现场指纹等，或者犯罪分子对于其独知的事宜，如没有目击证人情况下作案的具体过程、赃款赃物去向等拒不交代，导致办案机关客观上无法提取较为齐全的证据等等。正因为如此，法律对证据只要求确实充分，而不要求完整齐全。我们认为只要收集到的证据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要求，就可以认定案件事实了。对于案件中哪些事实证据是必须查证属实，哪些事实证据在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情况下是可以不予考虑的，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第245条关于起诉的条件已明确了。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认犯罪事实已经查清：①属于单一罪行的案件，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已经查清，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无法查清的；②属于数个罪行的案件，部分罪行已经查清并符合起诉条件，其他罪行无法查清的；③无法查清作案工具、赃物去向，但有其他证据足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④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的内容中主要情节一致，只有个别情节不一致且不影响定罪的。第三，“证据确实充分”是对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要求，对某些程序法上的事实，如有关回避、强制措施、羁押期限等问题则可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