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15/NUMPAGES15经济贫困成因及对反贫困的政策启示1引言世界银行把贫困定义为人们不能获得最低生活水平。我们常说的贫困主要指经济贫困，及由此导致的生活水平质量低、购买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现了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约为97.5%，至2017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1%[1]。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8年末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2017年末减少1386万人[2]。十九大报告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整体消除绝对贫困。虽然我国反贫困工作取得显著性成就，但仍有1000多万处于农村贫困线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反贫困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研究反贫困是时代需要，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贫困原因，社会学和经济学提供了多种解释。社会学从结构主义、冲突主义和功能主义角度给予不同解释。结构主义认为权力、财富以及其他资源分配的持续不平等导致一些人处于贫困状态，同时认为贫困文化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冲突主义认为贫困是各群体之间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结果，贫困者拥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很少。功能主义认为贫困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必要状态。经济学认为，贫困不仅仅是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匮乏，还是一种能力的匮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3]。贫困是机会不足、权利不够和保障不足所导致。因此，2000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就认为，减贫战略应该是增进机会、促进赋权和增加保障三管齐下。在知识信息时代尤其是大数据时代，人们对信息的拥有呈现地域分化、阶层分化和群体分化特征，信息大量集中在城市、少量分散在农村地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拥有更多信息，社会高层人员比社会底层人员拥有更多更集中的信息资源[4]。信息分化趋势导致信息贫困，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信息分化趋势。与此同时，不同地域和群体间出现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描述的“数字鸿沟”现象，数字能力成为知识信息时代的一种重要能力。“数字鸿沟”意味着知识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加剧,使那些没有机会接入信息网络的人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边缘化人群[5]。数字化贫困是信息与通讯技术作用于社会主体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贫困形式[6]，农村居民的数字化贫困往往表现在信息通讯技术使用意识、使用能力和经济能力上的缺失或障碍[7]。因此，信息已成为经济活动中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8]，获取和利用信息成为当前时代的一种重要能力。信息贫困既包括信息资源缺失又包括信息获取能力和解读利用能力薄弱。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文章试图从信息贫困视角出发，尝试弄清楚信息贫困对经济贫困产生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并基于此形成针对性的反贫困方式和路径，从而为反贫困提供政策依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4月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贫困群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2文献综述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信息贫困概念衍生出“数字鸿沟”“数字贫困”相关概念。数字鸿沟、数字贫困与信息贫困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数字鸿沟、数字贫困的概念更突出了信息化发展的时代特征。为便于信息贫困类型的识别，笔者将缺乏以图书、期刊、报纸为核心的信息贫困称为传统型信息贫困，而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贫困称为数字化信息贫困。对信息贫困的理解，已有研究从多重维度展开：①将信息贫困看作是一种经济、技术资源和社会权利贫困[9]；②认为要从物质贫困、信息能力贫困、信息权利贫困三重不同维度研究和理解信息贫困[4]；③认为要从信息行为、供给需求和经济贫困三个角度理解信息贫困[10]；④信息贫困表现为自身贫困与环境贫困两个方面，其影响因素有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信息者个体因素三类[10]。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表明信息贫困受信息接受主体和经济、文化、社会规范和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焦雪等认为农民工信息需求表达不明确、获取途径老化、安全意识低下和信息运用被动僵化等方面的信息素养能力不足[11]；刘亚认为青少年在信息检索技能、信息评价和选择,以及从信息中建构和创新知识方面存在的缺陷导致青少年信息贫困[12]；张月琴等人通过对凉山州彝族村落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人的信息贫困主要受价值观、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等社会规范要素的影响[10]。由此可见，信息贫困不仅仅是资源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