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的现代文学论文解志熙的现代文学论文“现代化”是一个颇为正面、美妙的字眼，似乎它本身不证自明、颠扑不破，因此掩盖了其中负面的东西，尤其是掩盖了它与西方的权力关系。下面是解志熙的现代文学论文，欢迎参考!解志熙的现代文学论文“实存”观念认为，事物和人的实存是特定的“这一个”的“在场”方式，它先于本质，对可能的存在方式也具有优先性。具体到文学研究，每一个文学现象、作品、作家都是实存的，需要置于具体的历史之中去考察，而不能以某些类别或本质简单涵括。解志熙本人的文学研究基本上遵循的是这样的路子，对单个作家的研究在其中占据了大部分——这在同代学人中并不常见，即使是对存在主义的文学影响和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其中也比较注重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别。这样看来，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因而解志熙没有“学科拥挤”的焦虑。在原则上，解志熙并不反对文学史(历史)研究的现实性、当代性，自然也不反对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但是由于他把历史的实存看成是第一位的、无可替代的，他往往非常警惕这些研究倾向、方法会造成对实存的僭越。因此，解志熙认为“历史研究真正本己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现象的实际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弄清了这个问题之后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为什么历史恰恰是这样的?”在另一篇文章中，解志熙拓展了这一思考：“历史研究以至于一切人文研究，必须注意区分并辩证处理历史存在和历史存在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都是历史化的存在，不可能超越历史，但一切历史存在的意义却不一定仅止于其存在历史的范围，倒可能有超越这历史范围的深广意味。”但是“历史存在的意义”“仍需接受历史的检讨，仍然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视域中来看。”5解志熙在“历史存在”和“历史存在的意义”之间所作的区分，侧重点仍然在于前者，甚至是为了使“历史存在”免受侵扰。在根本意义上，历史研究的本分工作仍然是对历史实存的描述和解释。这种界定冒着极大的被误解的风险，会被以为放逐了对历史的价值评判，甚而被误解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6历史观的变体。实际上，解志熙非但没有放弃对历史的价值评判，而且他评判的严苛往往让人印象深刻，孙玉石和钱理群在为他的著作作序时都曾善意地提醒他“宽容”一些。这不是解志熙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他只是认为，对于历史的评判需要在充分、客观理解历史实存之后，否则一样会损伤到历史研究。在存在主义哲学中，解志熙最为看重萨特关于“人的自由选择”的论述——“自由选择的绝对性”、“人是绝对自由的，即意味着人必须全面负责”7，恰恰为评判历史人物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甚至可以说价值评判成为了“实存分析”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部分解释了解志熙为何常常对一些研究对象态度严厉，甚至某些时候会以更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当看到有学者以方法去解释周作人的附逆行为时。显然，他反感的不是文化批评的方法，而是这种文化批评的方法遮蔽了人的自由选择和责任，反过来又使他对文化批评的方法连带着产生了怀疑。这种严厉态度还部分地源于解志熙本人的文学观，在《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收束部分，作者借用朱自清的说法，强调了新文学的“双重严肃性——严肃的社会关怀和严肃的艺术追求”8;在《“严肃的工作”——〈李霁野文集〉阅读札记》一文中，解志熙重温了朱自清关于文学严肃性的观点，并将其追溯到文学研究会的宣言中，“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9。这种文学观秉承“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信念，强调文学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并寻求艺术上的不懈创新和深刻表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之间保持均衡。90年代社会的深刻变化，使得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越来越像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劳农”，这个时候重温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也就具有了明显的自我定位和坚守的意味;另一方面，“工作”、“劳农”的说法又是那么“陈旧”和不合时宜，在各式新学说、新理论走马灯似地变换的年代，看上去反而带有了先锋和遗世独立的意味。进入新世纪以来，解志熙正式提出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说法。在为赵海彦《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一书作序时，解志熙谈到赵海彦在著作中遭遇到的一个“困扰”——也是困扰他自己多年的一个问题，即“左也不行右也不行的困扰”，并试图以“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超越之：“有必要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重新定义文学活动的性质及其与作家自身、和他人和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所谓‘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无非是要重新确认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人类的‘文学活动’其实是一种行为，而且是一种最具主体性的实存行为。确认这一点，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许多高深问题也许就有了比较明了的意味。即就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而论，其文学创造行为当然不可能完全超越其时代，但也决不是时代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