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中教授口述历史访谈（常用版）(可以直接使用，可编辑完整版资料，欢迎下载）譚中教授口述歷史訪談時間：2021年5月日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貴賓室主講者：譚中與談者：石之瑜、黃威霖、余帛燦、徐和謙謄稿人：黃威霖、余帛燦、張詠銣、李厚穎我們邀請譚中教授從芝加哥越洋到臺北來口述歷史有兩大原因。第一，他不但是“Chindia/中印大同”的象徵符號，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中印文明結晶。我們在中文的浩繁文獻中，很少看到像署名“譚中”文章那樣把中印文化有機地結合，主要是反映出他在印度生活了四十五年的感受，而不光是書本上的哲學理論。他在印度時，曾經自稱“civilizationalamphibian/文明兩棲動物”，但出版社的編者認爲不雅，就停止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譚中並不只是“個人”，他是有“現代玄奘”美稱的已故學者譚雲山的長子以及事業的繼承者，從他的活動上看到的是譚氏父子兩代人畢生為增進中印友好與了解的孤軍奮戰。譚雲山從一九二八年到印度（今年正是他入印八十周年）一直到一九八三年在印度菩提場中華大覺寺圓寂，可謂為了中印聯合而“春蠶到死絲方盡”。譚中是一九五五年入印的，譚雲山在世時，他就已經從父親手中接棒，現在正在步先哲的後塵。譚雲山是個奇人，早年血氣方剛、對同校學長毛澤東崇拜不已，後來組建“中印學會”，有幸結識戴傳賢（季陶）院長，和國民黨許多領導人建立了友誼。他在印度追隨大文豪泰戈爾，有機會和“聖雄甘地”、尼赫魯等印度領袖交往。一九九八年十月北京紀念譚雲山誕生百周年紀念會上，中國著名印度學泰斗季羡林說，譚雲山的特殊性在於他和中印兩國領袖都有深厚友誼，是溝通兩國的“金橋”。譚雲山在世時，自己總是為事業奔波而忽略寫回憶錄等，子女又不在他身旁。他逝世以後，親朋好友都感嘆說，沒有讓他把中印交往的許許多多細節交待出來讓世人知道，使活生生的歷史不幸永遠埋沒。正因爲這樣，我們就覺得這次把譚中請來交待歷史非常必要了。下面是訪談的具體記錄。譚中怎麽會走上“中印之路”？譚中教授說，或許是命裏註定要走“中印之路”吧！如果用邏輯思維，決定他從事中印研究的三個因素：第一個是泰戈爾，第二個是他父親譚雲山，第三個是湖南。譚中教授對這三點作了發揮，先從泰戈爾談起。泰戈爾在得到諾貝爾獎金後，興辦了國際大學，印度語為“Visva-Bharati”，“Bharati”是印度國家的意思，“visva”是宇宙，意思就是把自己的家變成宇宙。泰戈爾曾經形容這個學校為“世界鳥巢”，有了“巢”就必須有外國“鳥”來棲身，譚雲山就是飛來的重要“外國鳥”之一。在泰戈爾的“國際”領域中，中國是一個重點。泰戈爾辦國際大學第一年，請了法國的漢學家SylvainLevi來做訪問教授，教授中文也談論中國文化。Levi有五位學生，其中一位便是P.C.Bagchi，中文名字“師覺月”，是北大第一位印度訪問教授，師覺月也是國際大學公立以後由政府委任的第一任校長。（國際大學原為私人設立，泰戈爾死後產生經費問題，在印度獨立以後尼赫魯就把它收歸國有，由中央政府撥錢，成為國立大學。根據國立大學章程，規定大學校長相關條件，而第一位公選的校長就是師覺月。）這師覺月本來就是譚中教授父親譚雲山的朋友。譚雲山在一九三七年被泰戈爾任命為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院長後，請了師覺月到中國學院來開展研究工作。泰戈爾於1924年訪問中國。在中國作了七次演講，主要論點是歷史上中印兩國之間有一個通道，那個通道現在荊棘叢生，我們應該重新找出這個通道來。泰戈爾在北京時邀請中國學者去他的大學開展中國研究，本來梁啟超答應去的，後來沒有成行。1927年，泰戈爾在東南亞演講，譚雲山居士在新加坡首次會見泰戈爾，泰戈爾剛好想要找一個中國學者去國際大學，譚雲山居士便於1928年前往印度。譚中教授的父母都有自己的一番嚮往新時代、擁抱新時代的經歷。母親陳乃蔚（1902-1980）可以算是中國最早的一代新女性。年輕時進了長沙稻田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還不到二十歲就到湖南湘鄉穀水白鷺灣的陶龕小學教書，是學校第一位女教員。那時候的湘鄉農村社會是很保守的，陳乃蔚住在陶龕小學董事長（實際上是校長）羅輈重家中，每早要走十多分鐘去學校上課。鄉下來了一個不纏足的未婚女子在外抛頭露面變成了一件不尋常的事，陳乃蔚每天走在路上都會有一群孩子跟著她，好像她來自另外一個世界。譚中教授的父親譚雲山出生於窮苦的湖南茶陵農村，小時發憤讀書、考上了長沙第一師範學校，比他較早與和他同時的有毛澤東等左派知識分子，他也受到影響，參加了毛澤東組織的“新民學會”，也創立過“興中學會”。他回憶自己經常跟著一群男女同學到野外玩。毛澤東看到水，不管是湖還是河，就當著大家的面脫光衣褲下水游泳，女同學害羞、大叫“你瘋了”，從此同學們就叫毛澤東為“毛瘋子”。譚雲山敬佩毛澤東，毛澤東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