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警示及其文化机制许锡良小时候，我印象中父母及长辈们最为忌讳的是关于死与一些不吉利的话题。每每说到这些话题的时候，他们就会及时地阻止你说下去。长大后才从书本上得知，这其实就是避讳。我们这个民族也是一个有非常多的禁忌的民族。比如早晨外出之前听到乌鸦叫那是非常不吉利的。一定要另择吉日出行才放心。久而久之，人们也便悄悄地受到这样的心理暗示了。记得我第一次坐的飞机是从广州飞往新加坡的，可以坐四百多人的法国制造的空中客车。飞机在起飞前，漂亮的新加坡空姐总是要站在过道上为大家演示，飞机一旦出现故障应该如何应对的各种动作。从她们那严肃认真的劲头来看，仿佛一场空难马上就要发生似的。而我也很好笑，像一个小学生听老师的话那样把空姐的演示的动作一一牢记在心里了，并且在内心里还默默地练习了一遍。飞机在五个小时后到达新加坡,内心里才舒了一口气。后来飞机再起飞时，我再看别人一点也不在乎空姐的严肃认真的演示。好像她们的演示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如果真有问题，恐怕这样的演示也不能帮助我们得以逃生。空难的后果常常是非常惨烈的，这里的可能性常常是0和100。我想，这个飞机起飞前其实是最为紧张的时刻，因为绝大多数的空难其实都是发生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刻。越是这个时候，人们越是不敢面对这个事实。可是外国人发明的飞机，他们似乎比我们更敢于面对这样的事实。所以，他们比我们更能够理性地对待这样的非常不愿意看见的事实。在西方有人发明了飞机，随即就有人发明了降落伞。他们一点也不怕人家问发明飞机的人：“呵呵，飞那么高？万一掉下来怎么办？”于是大家都严肃认真地来对待这个问题了。其实，敢于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反而有可能更好地减少痛苦与损失。这一点与西方的制度设计似乎有相通的地方。他们会这样想：“呵呵，一个人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如果他用来谋私利或者用来作恶，那么我们怎么办？”于是，他们设置议会、赋予司法的独立及新闻媒体自由来限制这样的权力产生。一点也不顾忌当权者的被人怀疑后的感情。这几年来，随着广州市的治安的日益严峻，在广州的街头巷尾树起了各种各类的治安告示牌子。上面写着最近广州出现的一些新鲜的骗局与伎俩，要人们提防，上面一二三地写着各种应对措施，让一个被来乍到广州的外来人看了一定会胆颤心惊的。害怕固然是害怕，但是这样一来，受骗的机会肯定是可以大大减少的。即便有人担心这样会损害广州的整体形象，但是，这样一点面子与避免受害来说，其实根本就是不重要的。实际上广州的这些治安警示牌子对于预防诈骗及其他伤害事故是起了非常好的预防作用的。一段时间我们的大学校园里突然出现了许多安全套自动出售机。安全套也进入了大学校园。有人开始惊呼道德沦丧，说这是在鼓励大学生们淫乱。但是如果不进行这个方面的性教育，不提供这些防范性的东西，万一有学生怀孕或者染上性病怎么办？所以，与面子相比，我觉得还是人的生命安全重要。理性地看待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比采取掩耳盗铃的驼鸟策略要有意义得多。有时人们对那些不愿意发生而又无法避免的事件，西方的文化采用的是冷静而理性地来对待它，但是我们这个东方民族却总是想采用瞒与骗，或者自欺欺人的办法来对待。好象你不说，它就不会发生似的。夸了孩子几句胖，第二天孩子刚好生病了，就以为这是夸坏了。其实孩子生不生病纯属偶然。我们这个民族也肯定相信人性中有邪恶的一面，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我们的制度设计也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的。我们总是非常愚蠢地想去找一个十分完美的人来掌握绝对权力，然后我们把一切命运都交付于他。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讳莫如深，直到事情糟糕到必须造反才能够活下去。于是几千年来的一治一乱的历史就是这样交替下去。如果我们能够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一切防范工作想在前面，也许在现实中我们的损失反而会变得小得多。但是，我们中国人是讲究面子的。即便里面已经全烂了，我们也还要保留一个体面的外表。这事关面子问题的东西，常常使我们必须付出血的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2006-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