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哪个更迫切？编者按：中国改革的呼声日高，讨论也愈加深入。那么，改革下一步该怎么走？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邱运华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认为，“政治要改革，但社会建设更迫切”。他分析了历史上英国、俄国的历史，指出，英国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也产生了很多社会危机，但它以社会改革成功地解决了危机，法国、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都是这么做的，而且都很成功。但是，俄国则“忽略社会建设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失败”，强大的苏联也随之解体。因此，邱运华在文中指出，中国的下一步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也不宜单纯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而应该旗帜鲜明提出积极推进社会建设改革，把建设具有公民理念的福利法治化社会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邱运华认为，社会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过渡环节，不可缺少。而眼下，应该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催熟社会建设，为政治改革提供前提，指出方向。对于邱运华的观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学者的身份对该文提出质疑和反对”。他首先认为，邱运华对英国、俄国的历史分析是错误的。英国“先社会建设，再政治改革”的说法是“在系统地歪曲历史”，事实上，是英国人把“打仗行，搞福利国家就不行了”的丘吉尔选下去，在政治上选上合适的人选，才得以进行了社会建设。而俄国的失败，其实也恰恰是因为“政治改革太滞后”。因此，王占阳指出，“只有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推进其他改革”。他说，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必须三位一体，但政治体制改革应为核心。他还明确地指出，“那种先进行经济制度改革，再进行社会建设，最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是极度危险和错误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约还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完成，其中未来10年极其关键。如果在这10年中，通过有力改革扭转官场腐败、分配不公等危险趋势，中国前途将更加光明；反之，如果在未来10年内，仍没有足够力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致使各种腐败、分配不公有时间、有机会、有体制支持地继续恶化下去，中国就会出问题。”你更同意谁的看法？邱运华：政治要改革，但社会建设更迫切作者：邱运华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助理，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改革的下一个步骤怎么走？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紧张地凸现在国人面前。笔者的观点是，经济改革深入进行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凸显，社会建设使命凸显，而不是随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英国：及时的社会建设避免了一场革命回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有序性”是重要的思想资源。自从19-20世纪之交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第一次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修补本国弊病的努力，远较它的竞争对手来得上心。而这种修补特别体现在社会建设方面，值得中国参照。归纳起来，西方国家在20世纪的发展，主要见功于三个方面：生产力水平提升、社会管理健全、政治民主化水平提高。以往，中国学者考察西方国家时，一般把注意力放在生产力或民主政治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就与不断引进西方产业的先进技术密切相关。但同时中国对西方的社会建设有所忽略，这是十分遗憾的。以英国社会建设为例，英国18世纪进行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造就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工人群体。当时英国的国际地位因拿破仑的战败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国内却陷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工商业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涌入城市的工人不断增加,但议会两院仍由极其保守的世袭贵族、主教和土地贵族把持。被拿破仑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欧洲大陆对英国工业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场十分有限，因而英国失业人口猛增，工资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却实行谷物的关税制，抑制廉价粮食进口,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苦难。恩格斯曾经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里对英国作出预言：随着小资产阶级不断分解，无产阶级队伍会越来越大；随着财富分配不均现象越来越显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必将到来。然而，恩格斯的判断并没有成为事实，原因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制度实行积极的干预政策,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进行了议会选举法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争得了选举权，慢慢取代土地贵族的优势地位。接下来逐渐改革了财富分配、税收制度，促进向社会底层低收入阶层倾斜的分配方针，以20世纪初英国政府颁布的一篮子福利法律为代表，逐步健全了全民共享的医疗、教育、文化、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最终形成了一个橄榄型中间部分的中产阶层。在英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现代社会建设发挥出化解激烈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功能，成为稳定社会的软实力。这个步骤，在法国、美国、德国以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间表是同步的。俄国：忽略社会建设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失败与其相比较，倒是急切从政治体制上改革的国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例如俄国。从经济领域看，1861年启动废除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