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法中应跟踪研究的问题我国从1980年第一次引进英国作者菲利浦?伍德的《国际金融法律与实务》专著到今天将近18年了。18年中，国际金融法律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国内的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对国际金融与法律的研究却与一些国家有了较大的距离。现在，我国不但需要高科技，还需要对世界的金融与法律的发展进行跟踪研究，在此基础上发展我国的国际金融交易与法律监控的能力。我认为，在国际金融法律领域，有许多方面都要做跟踪研究，但是目前首要跟踪研究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跟踪研究国际金融交易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二是国际金融交易高科技化对经济发展和法律规则的影响。一、跟踪研究国际金融交易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问题我们要跟踪研究当今国际金融交易与法律监控的目的，不单是一个“汇率”、“利率”或“市场监控规则”、或“合同法”，或“国际私法”等的金融与法律等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一个国家中央银行与民间跨国金融机构的关系，还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与国际金融交易的关系。因为金融交易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盈利，但是，交易的方式上分为“敌意”的交易和“善意”的交易。在交易金额不大的时候，“敌意”性质的交易的破坏性不大，但是，当交易数额大到一定程度时，它对一国的经济的破坏作用是相当大的，破坏后果不亚于战争，可见，金融交易与国家经济的安全是密切关联性。国际金融交易与法律监控的研究，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观察，其必要性可以从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来得到印证。1997年9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发表了演说，题为“亚洲的机遇”(注：《金钱与梦想》俞岱曦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他在演说中指出：货币买卖是没有必要的，是不事生产力和不道德的，是应该禁止的，并使之成为非法。我们不需要货币交易。他还说，“买卖货币用于支付国家贸易是正常的，但将货币单纯作为商品来买卖则是不可以接受的。国际上货币买卖的交易额比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多了20倍，但有关交易既没有创造就业机会也没有让一般老百姓享用到什么产品或服务，真正获利的只是外汇炒家，他们一年的平均回报率高达35%.而且，无论指数升降，这些足以通过巨额买卖影响汇率的炒家都是稳操胜券，而他是通过使穷人变得更穷而获取盈利的。”马哈迪尔总理说“最近外汇投机者对马来西亚货币的打击使我们的经济倒退了10年，这是对马来西亚市场的强暴。”最后，马哈迪尔总理说“民选政府有权控管市场，因为如果做得不好，选民将会让政府下台。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赶走外来的金融炒家”。反对马哈蒂尔的看法的是国际金融家，美国的乔治?索罗斯，他在同一个会上也发表了演说。他认为最近几年来，世界上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加速，资本流动使各个国家的汇率、利率和各种证券价格密切关联，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有时兴盛，有时衰退，使国际资本流动变得声名狼藉。所以，国际资本市场的特征变得越来越制度化，但是市场本身需要的是更大的弹性。他还说，“我受到马哈蒂尔的各种伪造的令人讨厌的谴责，我成为他掩盖自己缺点的替罪者，他在给国内听众表演。如果他和他的思想容易受到马来西亚国内独立传媒的惩罚，他就不可能逃脱掉。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信息自由再严也是必不可少的。”(注：《金钱与梦想》俞岱曦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个是国家总理，另一个是国际金融商人，两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的公然对立发言，并且互相指责，在国际金融界的会议中还从未出现过。从前国家与个人的经济实力怎能够抗衡?但是，从1992年开始，直到前不久，亚洲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被一些国际民间金融机构在市场上给击败了，致使国际民间金融机构的实力超过了亚洲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国际金融交易中，亚洲的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被民间金融机构击败的情况，应该引起亚洲有关国家政府的极大关注，因为，中央银行如果对本国的货币币值失控，对本国的货币与外币的汇率失控，对金融市场的积极干预不起任何作用的话，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且该国中央银行和政府还面临着政治危机，该国的安全就遇到了威胁，因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将下降，对政府抱怨的情绪可能化为不满的抗议行动。所以，这些国家政府对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交易与监管，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道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大问题。因为，一些国家的若干民间金融机构所聚集的金融资产比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还多，在国际金融市场交易中，国家的中央银行反倒不是他们的对手，中央银行与之较量，一旦失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要倒退，政局也会不稳。在亚洲，一些国家政府和他们的中央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对本国的货币进行保卫战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至于大幅度下降，是为了维护本国人民的经济利益。一些国家在这场货币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