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政府公共管理面临的全新课题齐立广（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123）摘要：经典现代性与反思性现代性的双重境遇，急遽的社会转型、深刻的社会变迁、严峻的生态危机、倍增的群体性事件，加上世界现代性背景下全球风险的嵌入，都昭示着当代中国已完全进入了风险社会。各级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必须正视和应对风险社会这一全新课题。各级政府只有树立敏锐的风险意识，构建成熟的风险文化，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并推进风险管理的制度创新，建立健全规避和化解风险的制度，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关键词：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政府公共管理；风险管理以各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为主要特征的风险社会已经来临。全球化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福祉，同时也展示了一幅层出不穷的风险图景。当代中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之中，全球风险和转型风险的双重叠加使之面临的风险境遇更为复杂而多样。风险社会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各级政府只有深刻认识风险社会已成为公共管理的新课题，才能将风险管理作为超越传统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促进政府公共管理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一、风险社会：政府公共管理的全新背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德文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敏锐地认识到西方社会面临的风险现实，准确地把握了当代社会的重大社会变迁，提出和完善的“风险社会理论”，试图从“风险”的视角反思和批判当代社会发展，鲜明地揭示出风险社会已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境遇。“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1]究竟何谓风险？贝克认为“它是一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即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2]风险在传统概念中强调客观的危险，在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中强调发生人造危险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对风险的认知和判断。风险一定是和人的活动、人的目的、人的需要、人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人谈论风险就会把风险概念泛化。风险社会就是充满各种风险的社会发展的阶段，是对当前人类所处的时代特征的形象概括，它不是一个历史分期意义上的概念也不是某个具体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风险社会中存在着一幅幅令人忧患的风险图景。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精辟而独到的解释，他把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两类，前者指外部的因传统和自然因素而引起的客观危险，后者指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发轫和标志就是“人造风险”，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业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人造风险无法精确计算，也谈不上对风险结果的预测，这就使人们陷入前所未有的风险困景之中。”[3]人造风险具有多发性、复合性、不确定性、利益关联性、跨时空性等特征，给人们应对风险和治理风险带来了巨大挑战。应当正视我国社会面临着的严峻的风险现实。当前社会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一系列风险问题。一方面我国正进入激烈的社会转型期，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这种转型犹如贝克所形容的，是“压缩饼干”方式的转型，具有强烈的时空压缩性。社会转型中各种传统、现代、后现代、本土和全球化的影响因素多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当前的社会会孕育更多、更难以预料和难以应对的风险。亨廷顿就认为“现代性引起稳定，现代化则引起不稳定。”[4]另一方面，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使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全球风险社会之中。如这次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和突发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蔓延全球，就能清晰地发现全球风险给我国带来的重大冲击和挑战。社会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共时态并存，双重风险混合叠加，凸现出我国风险社会的两个重大特征：一是流动性强或交往频繁的领域存在着容易诱发社会风险的因素，对于长期习惯于集中管理和垂直管理的各级政府来说，难以适应社会流动性和交往增强造成的管理新格局；二是社会经济的转轨产生了一些制度“真空”地带，产生了制度性风险。在这些领域，传统的政府公共管理往往捉襟见肘和难以应对。我国风险社会存在着一系列的风险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制度转轨风险，它是最根本最主要和危害最大的风险，会造成制度变迁中出现“制度缺场”和“制度真空”带来的大量风险问题；群体性事件带来的风险，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出现的频率倍增、规模加大、冲突形式激烈，处理难度加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政府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回应逻辑和应对策略比较被动和传统，甚至是促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的诱因，因此群体性事件本身和政府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未知的风险；全球突发性风险，全球化的长波推进，我国已经深入地卷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