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历程------我的教育生涯我七岁时就父在本家的私洋结合的书屋读书，因校院内有一棵梧桐树，校名是桐荫学校。校舍是自家闲院，有对厦四间，土窑一孔，教师一人。学生三十人左右，分幼、中、大三个班。“幼学”教材是《三字经》《弟子规》《小儿语》。“中学”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读《五经》以外，兼读《古文观止》《尺牍》等一类的应用文，还学珠算。但对于数学很不重视，注重的是作文、老八股和毛笔字。这些教材的购买是当时背着书包（即包袱）的书倌也兼卖笔墨的人去学堂里卖的。文具纸张的购买是在当时的庙会和古会的纸摊上。那时也配备一些洋教材，课本按年级学生人数分配，推行洋学。当时的教育科也不定时地下来督察所用教材。新教材上也有关于抗击日本侵略唤起民众觉悟的课文。我们一方面学新教材，一方面学所谓的私书。1944年孟津一带沦陷后，地方也组织一些抗日武装。自备、步枪、手榴弹等武器找机会和日寇作战。如东达宿的马元楷、上院的杜秉灿和狮子院的李好等，使在长华西庙驻扎的日军，横水后庙驻扎的日军惶惶不可终日，顾头不顾腚地防守，他们在门口挖深沟放吊桥，防备抗日武装的进攻。1945年9月，日寇投降后，学校和南达宿村的学校合并，校名改为孟津县瀍源乡第一中心小学第四院。（当时按保甲制度编制，南达宿东达宿、雅沟、班沟属于瀍源乡第三管辖）。是年我十四岁，和本村赵德厚，许来运投考潘庄学校，当时校名是洛阳县翠峰乡第四中心学校，后插入公正中学第二院（学校私设置的初中班）。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入了内战时期。1947年这里为游击区，兵荒马乱，学校停办。我开始返家，农忙时帮助祖辈干力所能及的农活，农闲时在本村学校断续地学一些日常应用文和练一些毛笔字，又过起了“耕读”的生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51年县举办失业知识分子训练班，我侥幸被录用。初出茅庐的我，踏进了教育战线，分配到文公小学会瀍沟分校任教。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政治运动颇多，也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把农村青年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常年民校。四十岁以上的组织冬学，普及文化课，文艺活动以秧歌队、打花棍、舞绣球敲锣打鼓欢送青年参军，欢迎军人转业。1957年上级扭转局势要面向教学，但还有政治运动，配合中心工作毕竟少得多了。小学毕业生要做两方面准备：升学的继续深造，没升上学的安心从事农业劳动，以机械化来教育他们。当时的教育方针是“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一批新生，为社会主义培养一批生产劳动者。”鼓励毕业生，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1957年末1958年初，行政和教育战线上，开展整风运动。学校放假，历时75天。在整风会上，反右肃反识别香花毒草。最主要的标准是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就是右派。四十多天的大鸣大放，查署名的底稿。主抓整风的县委书记刘克勤在大会上先后宣布了三百多条毒草。划了一批右派分子，接着是批斗，目的是达到斗透斗臭。这一批斗臭了，就再划一批，批着斗着，方法是由和风细雨沿变为狂风暴雨，由以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变成拳脚相加的方式。向党员提意见，就是向党进攻。弄得人人自危，说话办事谨小慎微。会议结束，右派分子有的遣返回家；有的下放生产队监督劳动；有一技之长的调动单位，边工作边批斗。1958年以后，农村就开展了放卫星，大跃进，农民们夜里提灯笼，剔谷苗，人拉犁。搞公共食堂，把社员的锅砸了卖铁，口粮标准下降，大人、小孩食堂打饭划分等级，刮起了浮夸风。在脊薄的丘陵地区，肥料种子极不发达的情况下，竟然有人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千斤亩产试验田到处可见，一个萝卜千斤重，三个毛驴拉不动。接着是大搞钢铁，学校停课，教师参战。那时我也到新安县黛眉山参加了大搞钢铁，每日担矿石。担一担矿石，从矿区到河边装上船，往返一趟约25里。为了放卫星，每天天亮前加工一次，晚饭后再加工一次，初到时因缺乏锻炼，腿跑肿，肩膀磨破，担起担子真像银环刚下乡挑水的样子。通过锻炼，适应了，强壮了，但活重，人人都饥饿。农村青壮劳力都去搞钢铁，剩的都是老弱病残，繁重的农活这些人日夜连战也难以完成，但又得汇报战果。检查团不时来检查，红薯出了运不回来倒到地头的水窖里，柿子摘下来用土掩埋，学校也搞了四集体，把小学的学生统一集中到主校，校舍不够用，借用民宅，农活太多，初中生组织起来到东乡东山头等地摘花，剩下的到生产队干活，这一年内，几乎没有学习时间。在三年自然灾害日子里，社员们去九泉、苇园、王湾修水库。吃不饱，很多人害起了浮肿病，一夜间榆树皮被打精光。那时上级开展了反“浮夸风”运动。刹了浮夸风，但余波仍有，一度分田到户（借种地），四大自由，养牛两条腿政策，这时生活才有了好转。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兴风作浪，反反复复长达十年之久。这个时期群众组织颇多，占山头，争地盘，翻烧饼。一会这个组织镇压那个组织，一会又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