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缠足运动与贵州“天足会”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摧残妇女肉体和精神的一种酷刑，是封建阶级扭曲心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可笑的是，这种反人权的悲剧竟然延续了千百年，历朝历代还一直被人津津乐道。清末中日甲午战争前后，面对国势日衰，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救敝起衰、强国保种，维新派首先从妇女问题入手，视缠足为中国危亡关键之所在。1882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创立中国近代第一个“不缠足会”，并起草了会章。1895年，梁启超、谭嗣同等在上海以《时务报》的名义登报发起组织不缠足会，并制定章程，规定凡入会的妇女皆不得缠足，凡所生男子也不得娶缠足之女。如8岁以上已经缠足的女子，须一律放足。维新派干将唐才常将缠足的危害提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社会道德沦丧的高度，说：“缠足是国家积弱之根，世局败坏之源，古今之奇殃。”著名诗人、外交家黄遵宪亦认为：缠足“废天理，反人伦，削人权，衰家事，损生命，败风俗，戕种族”。梁启超还撰文抨击那些嗜痂成癖的“品莲（欣赏小脚）”的封建士大夫，认为他们的行为为“轻薄猥贱之事”。此时期，维新派人士禁缠足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不缠足保种救国。认为：“缠足弱种亡国，不缠足保种救国”，“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害种者”，只有不缠足，才能使“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二、不缠足国富民强。认为：缠足国贫民弱，不缠足国富民强，禁止妇女缠足，“则执业之人可增一倍，土产物宜增一倍，各处税务亦增一倍”。在维新派人士的大力鼓吹下，天津、湖南和东南地区的潮州、福州先后成立不缠足会和天足会。为扩大影响，维新派在其主办的女校中，大力宣传禁缠足和放足。1898年7月，正当戊戌变法如火如荼之际，康有为上《请禁妇女裹足折》，力陈缠足之危害。在奏折中，他将中西妇女作比较，曰：“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与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尤弱纤偻，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此折得到光绪帝的认可，随后发出上谕，“命各省督抚劝诱禁止妇女缠足”。一时间，不缠足运动在神州大地悄然兴起。戊戌政变后，一度中断的不缠足运动再次兴起，大中城市重建了不缠足会，香港、九江、重庆等地都设有天足分会，有的地方的不缠足会还附设女学堂，以此扩大声势。运动规模之大，深入之程度，较之戊戌变法时更上一层楼。此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从西方“天赋人权”中得到启发，从培养有完全资格的“国民”的角度重新审视不缠足运动。他们认为妇女“备有人格，享有人权”，是“自立于天壤的‘新民’”，“国民之母”，肩负着“种进所由来”的社会责任。在此感召下，参加不缠足运动的妇女人数与日俱增。她们走出家门，接触社会，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各种活动，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大形势的影响下，封建统治集团也不甘落后，直隶总督袁世凯、四川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表明姿态，或撰文劝戒缠足，或刊印《不缠足官话浅说》，或会同各省督抚联衔出示禁缠足。官方的表态，有助于不缠足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不缠足运动的阻力。贵州不缠足运动始于戊戌变法。1898年，贵州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在贵阳东门月坛文昌宫成立“贵州不缠足会”，刊印《贵州不缠足会条约》。在《条约》中表明：“不仅出于对妇女遭受形体摧残的同情，积极呼吁对妇女身体的解放”，而且计划兴办女校，培养人才，在精神上对其进行解放。《条约》内容与1895年梁启超、谭嗣同等在上海以《时务报》的名义登报发起组织不缠足会制定章程基本相同。为了以壮声势，让会员了解全国不缠足的状况，贵州不缠足会还刊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戒缠足会叙》、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的《戒缠足会叙》、著名学者、翻译家林琴南（林纾）的《新乐府·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贵州不缠足会的成员除辽宁省铁岭人裕增外，其余的来自贵阳、遵义、安顺、清镇、修文、黎平、务川等地，这些人士中有“黔中四杰”之张铭和彭述文，贵阳达德学堂的创始人之一的黄禄贞（干夫），辛亥革命后任省政务厅长陈廷策和省政府秘书长聂树楷……戊戌变法失败后，清王朝历经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重大挫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被迫实行“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兴办实业，发展经济；改革学制，创办新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新式人才；改革军制，以增强军事力量。其中学制的改革，致使新学堂蔚然兴起。在贵州，那些受到新知识、新观念熏陶的青年们，成为了贵州不缠足运动的主力军。此时期“天足会”成为贵州妇女解放运动主要团体，黄齐生与白铁肩是该团体的灵魂人物。黄齐生（1879—1946年），原名禄祥，贵州安顺人。幼时，黄齐生与兄干夫受业于外祖父王紫霑与彭雨生。由于家贫，他15岁辍学谋生，入“义兴恒”商店充当学徒。在其后的8年间，黄齐生坚持自学，涉猎甚广，其阅读的书籍有其兄黄干夫从贵阳经世学堂借来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著作，有日本明治维新、意大利革命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