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冬华等:法律环境、政府管制与隐性契约法律环境、政府管制与隐性契约3陈冬华章铁生李翔内容提要:本文从我国法律环境薄弱的转型制度环境出发,将管制视为法律机制欠缺的衍生机制,从理论上分析了管制权力可能外溢,构成隐性契约。以我国IPO遴选管制权为例,本文认为,证券管制机构在各地区间分配IPO资源时,会考虑各地区上市公司发生丑闻的频率和严重程度。证券管制机构的这一做法,并无明文规定,属于管制权力的外溢效应,这是一种无形的游戏规则,事实上形成了隐性契约。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理性,会做出履行与否以及履行多少的对策。上述分析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本文为理解转型经济中的政府管制作用、契约形式和投资者保护提供了新的发现和证据。关键词:法律环境政府管制隐性契约公司丑闻一、引言法律制度及其落实对于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基本上得到公认(LaPortaetal,1997;BhattacharyaandDaouk,2005)。但是,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法律的制定和有效落实非一日之功。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缺乏民法传统,民事纠纷主要由刑法替代解决,但刑事惩罚未必能补偿受害者的财富损失。①历史传统与转型现实的双重约束,构成对于当前中国法律环境进步的极大挑战。成熟的法律环境不太可能短时间内迅速达成,替代的方法就可能产生,这些替代机制大多存在于大陆法系的国家(LaPortaetal,2000)。譬如,LaPorta等(1999)认为,股权集中实际上是对投资者保护不足的一个反应;Cheffins(2001)发现,20世纪之前的英国,法律制度在20世纪前期的大多数时候并未很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但市场产生了良好的替代方式,如自律体制;Johnson等(2000)发现经济稳定时期,内部人存在建立声誉的动机来善待投资者;Allen等(2005)发现,基于声誉和关系的非常规融资渠道和公司治理机制,是支持非国有企业发展的主要来源,而当前的法律制度和金融发育水平相对滞后,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上述的股权集中度、声誉和关系以外,关于替代机制的讨论更多地集中于政府管制,连Coase(1988)也承认“,在某些情形下,政府管制确实可以提高经济效率”。Glaeser等(2001)考察了波兰和捷克的证券市场发展后,发现波兰的证券市场取得了更加长足的发展,他们认为这主要取决于波兰实施了更加全面和严格的管制;出于制度安排3陈冬华、章铁生、李翔,南京大学商学院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邮政编码:210093,电子邮箱:sufechen@2631net。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70602011和7057210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南京大学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研究”985计划课题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资助,感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商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会计学系的访问学者基金和南京大学“国际化会计学博士生项目(IAPHD)”的支持,感谢陈信元、范从来、杨雄胜、李志文、黄德尊、范博宏、陈杰平、苏锡嘉、陈晓、魏明海、王跃堂、原红旗、吕彤、孙谦、张田余、李增泉、夏立军、朱凯、姜国华、吴联生、邬瑜俊、林海、黄志忠、徐德信等学者以及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论文由作者自己负责。①“传统的中国不是一个由法律调整的社会”;“中国的法律注重刑法,⋯⋯;保护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免受其它个人或团体的损害,并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法律则根本不予保护”“;法律总是以垂直方式发生作用———由国家指向个人,而不是以水平的方式在个体之间发生作用”(Bodde和Morris,1973)。602008年第3期的不同,波兰的证券监管机构享有更高的管制收益并承担更低的管制成本,这构成了监管机构锐意管制的动力。Glaeser和Shleifer(2001)发现,在政策落实和产权保护方面,政府管制有时候比法律机制更有效。Pistor、许成钢(2003)认为,法律难以完备,无法准确无误地说明所有潜在的侵害行为,因此,通过重新分配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而非试图制定完备的法律,可以提高执法的有效性。在法律高度不完备的情况下,将立法权分配给主动执法的管制机构,可能优于分配给被动执法的法院,特别是转型经济国家,市场发展早期往往不是基于严格的执法机制,而主要是行政机制”(Pistor、许成钢,2005a)。这意味着,法律机制还是政府管制,取决于两者的效率对比。在一个不断变迁、转型甚至断裂的社会中,管制作为法律的替代,至少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次优备择机制。转型的中国,似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