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典型人物报道新闻本体价值的回归【摘要】典型人物报道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的重要手段和内容，注定着它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仍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典型人物报道先期兴起与昌盛的媒介生态环境的改变，作为新闻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典型人物报道的变革成为必然，一场谋求价值回归的变革正在近三十年的典型人物报道的新闻实践中展开，而这场变革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从政治宣传属性到新闻本体的价值回归。【关键词】典型人物报道媒介生态环境政治宣传属性新闻性一、典型人物报道的困境关于当下典型人物报道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不言而喻。根据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显示，68％的被调查者认为典型报道的主要问题是“都是优点，没有缺点”；6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模式化、概念化”；50％的人认为是“空话、套话多”；39％认为是“对典型人物的个性特点挖掘不够”；32％的被调查者认为“对典型人物的时代特色挖掘不够”。虽然说问卷调查是以事先预设出问题对被调查者选项进行统计，只能有限反映出典型人物报道所遇到的问题和受众对典型人物报道的态度，但是也足以从一个侧面印证其在新时期新闻实践中的尴尬处境。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典型人物报道作为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历史上考察，较早期的中国典型人物报道经过了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政治典型”时期，文革年代的“媒体造神运动”时期。[1]因为特殊的历史阶段下所形成的特殊媒介环境，典型人物报道迅速膨胀。特别是在文革年代的“媒体造神运动”时期，典型人物报道呈现出一种畸形繁荣的局面。“文革”结束以后，百废待兴，新闻媒介也开始从对过去的典型人物报道进行反思，重新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各条战线拨乱反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典型人物报道在反思中前行，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敏建设，在这一时期，张海迪等一大批典型人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典型人物报道并没有扭转向下的发展态势，典型报道数量在减少，报道篇幅被压缩，社会功能在弱化，反响日渐式微成了不争的事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新闻实践中所遇到的困境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典型人物报道何去何从的一场争论。1987年陈力丹的一篇《典型报道之我见》，提出“不要再强化典型报道观念，而是要逐步淡化它”的见解，认为典型报道观念“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消亡”。[2]当然，同时很多学者发文反对“典型人物报道末日说”，认为典型人物报道在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距离那场典型人物报道何去何从的争论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典型人物报道没有消亡，然而也很难再现往日的辉煌，从报道的影响力来看，“失效传播“现象明显，典型人物难以像以往那样渗入大众的生活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甚至在传播过程中还会引发受众的抗拒和逆反心理。面对困境，作为新闻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典型人物报道的变革成为必然，一场谋求价值回归的变革正在近三十年的典型人物报道的新闻实践中展开。二、政治宣传意图的再审视1942年春天，《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消息，通讯和社论，号召边区人民向劳动模范吴满有学习。为什么要搞吴满有的典型人物报道？该报记者在《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一文中一开头就写道：“找一个模范的、而且四为众所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可就很不是易事，自从春耕运动以来，我们就在农村中访询这样一个对象，好介绍出来，让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3]当时，解放战争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像吴满有这样的边区人民的强大后盾支持，由此可见吴满有是被有意发现的，“典型宜多，综合宜少”是毛泽东的一贯办报思想，“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党的新闻工作者才创造了典型报道，并使它走向繁荣”。[4]继吴满有之后，当时纯粹意义上作为党的喉舌的《解放日报》又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农业模范、工业模范、战斗英雄等典型人物，在思想战线上为新中国的解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的办报传统推广到全国，典型人物报道成为新闻工作最主要的任务，绝对忠诚地服务于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媒体推出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个人典型，南京路上的好八连、大寨、大庆等典型集体，激励了人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掀起了典型人物报道的高潮。在那充满政治激情的年代里，人们一次又一次为找到新的人生之路而激动。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原本为新闻传播领域的典型人物报道与政治思想领域的宣传工作已经浑然难分。尤其是到了文革时期，典型人物报道的直接成为了四人帮制造舆论、打击异己力量的武器工具。纵观这段历史，典型人物报道因为它诞生之初特殊的媒介生态环境决定其具有鲜明的政治宣传意图，以至于弱化甚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