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PAGE\*Arabic\*MERGEFORMAT7页共NUMPAGES\*MERGEFORMAT7页西部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效率问题，仍然没有一致性的结论。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认为，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有利于农业发展。其一是论证了农村正规金融系统缺乏效率，进而指出农村金融改革的必要性。代表性研究有：Ｓｔｉｇｌｉｔｚ等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提出的信贷配给模型说明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产生是金融的诱致性引发的［１１］；Ｂｒａｎｄｔ等认为国家金融系统作为一个再分配机制，使金融资源从农村向城市分配，贫穷的农民得不到贷款［１２］；Ｂｅｌｌ等从金融市场的“二元性”出发，分析了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的溢出效应，说明了正规金融要求担保会促使更多的贷款者转向民间借贷市场［１３］；汪三贵指出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存在金融抑制问题，农业企业贷款困难，同时对农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并不多［１４］；何广文指出由于农业的内生性，必然导致正规金融服务缺位［１５］。其二是论证了新型金融机构对农业发展的正向效应。代表性研究有：Ｋｈａｎｄｋｅｒｃｈｉｅｆ［１６］、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１７］认为民间非政府组织宽松的小额信贷使贫困者更好地增加了收入；陈雪飞［１８］从满足农村金融需求、运行效率等方面比较了民间自由借贷与农村信用社的制度性优劣，认为民间自由借贷灵活及时，具有一定的效率；林毅夫等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分析了正规金融机构难以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而非正规金融机构在收集中小企业的“软信息”方面具有优势［２］。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发展农村新型金融机构不仅会增加贫困者的负债而且会诱发资金风险。如：Ｍｏｒｄｕｃｈ提出乡村银行通过向穷困的农户提供贷款来减轻贫困的效果非常有限，减少贫困更依赖于资助和补贴［１９］；马勇等人认为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虽然能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的空白，但即使放开利率管制也不能保证其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可能导致农村市场的高风险投资者聚集，加大金融机构的破产概率［２０］。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总量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有了很大增长，但是总体上，产业结构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因此，作为前述“最优金融结构”假说的一个推论：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村金融创新，特别是区域性小规模的农业信用合作银行建立，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应当具有正向效应。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一）基本模型设定本文借鉴林毅夫等（２００８）的分析方法，并利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变量筛选。在此基础上，把表征农业金融的变量引入到经济增长总体回归模型，将基本的计量模型设定为：ｇｉｔ＝β１X8226;ＢＳｉｔ＋β２X8226;ＦＤｉｔ＋φX8226;Ｘｉｔ＋αｔ＋μｉ＋εｉｔ（１）其中，ｇｉｔ是被解释变量，在数据中用各地区的人均ＧＤＰ的增长率ｇｒｊｇｄｐｉｔ来表示。αｔ和μｉ分别用于控制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ＦＤｉｔ为各地区的银行体系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规模，用于反映各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具体度量指标为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ＧＤＰ的比例ｆｌｏａｎｉｔ。Ｘｉｔ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文献已经识别出的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绩效的主要因素：ｒｓｏｅｉｔ为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ｇｆｄｉｉｔ为外商直接投资与ＧＤＰ的比例；ｇａｌｂｉｔ为劳动力增长率；ｆｉｎｖｒｉｔ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ｆｃｇｄｐｉｔ为政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ｇｒｊｅｄｕｉｔ为人均教育经费增长率；ｇｒｊｔｅｃｉｔ为人均技术交易额的增长率；ｌｎｒｊｇｄｐ＿１ｉｔ为上期末人均ＧＤＰ的对数值，用于控制经济增长中的收敛效应。在模型１中，ＢＳｉｔ表示地区ｉ在时间ｔ的农业信用合作银行情况，在数据处理中用各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市场份额ｃｏｌｌｉｔ来表示，具体变量指标为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余额占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本文认为，在目前的农村金融机构中，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功能更加接近于未来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向，在数据取得上具备完整性和权威性，所以由该项指标能够判断农村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按照前述假设，β１是本文重点测算的系数。如果假设成立则意味着β１＞０。此外，本文还需要重点解决银行业结构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识别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是检验前述假设的关键。（二）数据说明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８个西部民族省区。XX省、广西、云南、贵州、新疆、青海、宁夏和甘肃。考虑到统计指标的一致性问题，选取了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期间各地区关于前述各个变量的数据。具体而言，相关的分省金融数据来自于各年度的《中国金融年鉴》，分省经济增长相关数据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等。表１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模型的识别与估计结果在模型（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