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是马克思所关心的另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对此，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有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层面上的意义，相对说来还是比较重视的，但社会制度层面和文化进步层面上的革命性意义却明显地重视不够。早在l9世纪40年代上半叶，马克思在讨论犹太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时，就曾有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推进政治社会制度变革和进步的历史意义有过高度的评价。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和壮大，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使得国家从宗教领域当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消除神权（教权）与世俗王权的并立局面，将国家政治的权力二元结构改变为世俗权力一元结构，其中，人民获得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力，教会的特权被逐渐剥夺，寺院的财产不断被没收、侵占。“政治解放”废除封建等级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每个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的参加者”而在50年代的《资本论》伦敦手稿中，马克思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对于完善人性，发展人的全面性的历史作用。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提供深厚的沃土，资本“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进而“代替了劳动”，“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展关系”资本生产方式的进步，“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进而有可能给所有的人创造条件和腾出时间，“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普遍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促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种以商品交换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因此，“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还对那种怀古的浪漫主义观点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三，资本主义将人的尊严提高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整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史本质是人的尊严发展史。早在奴隶社会，奴隶的地位与动物相差不远，在社会关系的层面上，奴隶并不被当作人来看待，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制的消亡，基本上消除人不被当人对待的社会现象，但是，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里，在法律层面上，人们的社会地位是按等级来划分的，进而人的尊严也是按等级来划分的，也就是说，人们依然被束缚在“统治和服从”（马克思语）的关系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彻底否定了“统治和服从”关系，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从而在社会、政治、法律等社会关系领域确立了人的自由身份和平等地位以及法律层面上的人的尊严的齐一性。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看重，而且……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是“作为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概括地说，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有别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工业时代，告别了以“统治和服从”为本质特征的历史时代，把人类社会带入了以“自由、平等”（尽管是不彻底的）为本质特征的社会历史阶段当然，必须予以指出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这种批判突出地集中在“异化”理论、分工理论、拜物教理论、贫困化理论、资本主义私有制理论等诸多方面。这些理论为大家所熟知和重视，不再叙述。三、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社会主义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后果，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积累到一定时代的自然果实，离开人类文明的积累，侈谈社会主义，那只能是“地域性的”、“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贫困的共产主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进而，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史前史，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换言之，资本主义是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遗产的，而如何继承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正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所遇到的重大课题。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关于德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关于俄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讨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资本的生产关系还没有象英、法那样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既没有力量来承担“政治解放”的历史使命，也缺乏进行“政治解放”的博大胸怀，故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