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诗词样式对现代新诗的双重影响【内容提要】本文对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之间的互补、竞争等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从中国诗歌3000余年发展历程来看，诗歌新体产生后，以前的“传统诗词样式”继续发挥作用，既是对新产生的主要诗歌样式的必要补充（甚或构成繁荣之一翼），又有利于实现新、旧诗歌发展链条的顺利连接，具有十分显著的互补效应。传统诗词样式与新诗并存形成的竞争环境，有利于推动诗歌积极发展，并控制潜在负面因素膨胀对文体造成伤害。因此，适度繁荣传统诗词样式创作，可以有效促进中国诗歌多样化、丰富性，优化中国诗歌生态环境，避免诗歌艺术样式过分单一带来的“结构性”风险，增加中国诗歌取得更加丰富成果的可能性。20世纪中国新诗诞生以来，基于对新诗先进性的理解，也基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情绪①，尤其是对变革的强烈要求及对新生力量的积极肯定与支持，在对传统诗词样式（“旧体诗词”）进行评价的时候，就难免出现偏颇。这种偏颇主要表现为对新形势下传统诗词样式的价值和继续发挥作用的合理性、可能性持否定态度，认为新诗产生之后，传统诗词样式只能消亡，甚至立即消亡，而忽视了诗歌自身运动、发展的复杂性。因此，不提倡②，不支持，成为新诗诞生以来对于传统诗词样式的主导思想，运用传统诗词样式创作，甚至被视为复古或倒退。在新文学大潮的兴奋中，在新文体创建初期，当时的情绪或许可以理解。今天，当需要进行文体建设，推进中国诗歌伟大复兴的时候，这种偏颇的情绪是不利于诗歌艺术全面发展和繁荣的。一中国古典诗歌新、旧样式的并存模式在中国3000余年的诗歌史上，诗歌新体的产生、新旧诗歌的更替并不罕见。新的诗歌样式产生之后，之前的诗歌体，即当时的“传统诗词样式”怎样运动、发展，可以提供十分重要的历史样本，为今天的选择提供重要线索和依据。一、古典诗歌新、旧样式并存模式中国古典诗歌第一体式四言诗③，在距今约3000年的周代早期已经相当成熟，并推动中国诗歌首度繁荣。《诗经》以300余篇的巨大数量证明了四言诗的魅力。不过，这种诗歌样式也有明显不足，特别是诗句以短促的四言为主，一般只能构成两个表达单位，与汉语基本的“主—谓—宾”或“主—谓”结构加上必要的修饰、补足成分，常常需要至少三个表达单位的要求相矛盾，对创作制约比较大④。另外，四言诗“以四个字为一句，两个字为一顿，构成‘双音顿’，即二拍式。节奏虽鲜明，却过于呆板，而且使单音词和双音词在诗句中不易配搭”。后起的五、七言诗就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而且“在一句诗的拍节上，起到了有偶、有奇，奇偶相配，有变化，不呆板、不单调的作用”⑤。因此，在经过楚辞的过渡之后，五、七言诗替代四言诗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无疑代表了诗歌体式发展的先进方向，成为中国诗歌的必然选择。在中国诗歌史上，四言诗广泛运用并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样式，仅《诗经》时期一次。尽管如此，在当时并没有断定四言诗必须，尤其是立即退出诗歌（或“不宜提倡”）。而自《诗经》以后近千年的魏晋时期，曹操等人运用四言诗创作仍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心，如同“关关雎鸠”的和鸣一样，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曹操等的四言诗创作构成了魏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观察整个古典时期，可以发现中国诗歌基本上是多样并存、各体竞相发挥作用的格局。任何一种新的诗歌体产生之后，以前的其它样式一般都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迅速退出，仅由“新诗”一体单独承担繁荣诗歌的任务。诗歌最繁盛的唐代也是典型的例子，格律诗是新体，作为唐代“新诗”，居于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但同时，之前早已存在的各种古体诗⑥，尤其是十分灵活、被誉为古典“自由诗”⑦的古风、歌行、乐府等，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唐代诗人除格律诗以外，大多在古体诗歌的创作方面也有重要成就，例如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白居易的《新乐府》、《长恨歌》、《琵琶行》等，其成就与影响，虽然在整体上不能与作为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格律诗完全相提并论，但显然是唐诗中无法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唐代诗歌发展的重要一翼，对唐诗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四言诗在楚辞及五、七言诗滥觞之后的延续，古体诗与新体格律诗的并存，以及宋代诗、词，元代诗、词、曲的共同发展均表明，传统诗词样式继续发挥作用，是对一个时代新产生的主要诗歌样式的必要补充。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古体诗，唐诗就会囿于过分狭小的天地，有一些内容，特别是大型题材，例如《长恨歌》所涉及的复杂内容，就难以得到充分、淋漓尽致的表现。元稹的《行宫》也取材于唐玄宗故事：“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评价说：“《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四句，读者不觉其短。”但尽管如此，《行宫》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