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阿尔茨海默症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研究作者：***来源：《美与时代·下》2024年第04期摘要：疾病进入影视创作隐喻了背后的社会现实。聚焦阿尔茨海默症题材影片的共性研究，且探讨疾病在其中生发的作用，可以揭示影片中人物心理的深层创伤体验，在影片呈现的形式中也具有谜题叙事与反转叙事的可能。关键词：阿尔茨海默症；叙事策略；谜题叙事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国内外阿尔茨海默症电影叙事策略研究”（2023Y0854）研究成果。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加重，老龄化现象所带来的养老问题及老年病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众多老年病中，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多元机制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已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四大杀手”之一，一直以来都因发病形式的特殊性而著称，除最终会威胁生命外，患者在患病过程中将失去一切记忆，是一种极其残忍的疾病。一直以来，医学界都在寻找治愈阿尔茨海默症的途径，但如今仍是一场未成功的战役，千万家庭还在承受这一疾病带来的身体乃至心灵的折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往往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治疗与照护，家庭和社会都需为此付出巨大成本。面对这一严峻的社会挑战，中外电影导演集自身之所长，秉持着珍爱生命的观念和人道主义情怀对阿尔茨海默症这一叙事主题进行书写，立足于当下现实语境，用镜头捕捉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精神焦虑与生活困境，以及亲属所面临的家庭传统道德伦理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阿尔茨海默症题材影片开始涌现，提高了大众对这一群体的认知与重视。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基本每年都有阿尔茨海默症题材影片的产出。且这一题材的电影作品所获国内外奖项众多，艺术欣赏价值颇高，符合影视批评的审美标准。大部分阿尔茨海默症题材的影视作品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强烈的悲剧性内核——遗忘，著名伦理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将患者与亲人或者爱人的共享记忆的建构过程作为认定亲属关系的核心，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对于这种亲属关系的记忆会一直无意识地消失，只要得了此病，患者与亲属就踏上了彼此渐行渐远的旅程。玛格利特认为记忆是一种特别与伦理有关的责任，记忆成为建立深厚人际关系的关键，有共同记忆的群体，才有浓厚关系，也才有伦理[1]。记忆显示的是人类群体存在的印记，人不能没有记忆。但是这种残忍的疾病割断了亲属之间的亲密关系，使患者所在家庭不得不面对残忍的情感伤痕。在众多阿尔茨海默症题材影片中都表现了伦理向度中患者与亲属双方所产生的矛盾状态与冲突，与患者个体生理的、社会价值的陨落一并成为戏剧化建构的中心。在更深层次的人文价值面前，这种疾病也常常象征着主体话语的缺失，当个人的患病体验融入到一种文化想象和文化建构当中时，这就不仅是在陈述一种个体生命的经验和痛苦，甚至可以与他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图景相契合。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疾病”作为隐喻日益弥漫在中国知识精英的话语表达之中，如在电影领域的文艺实践中，电影《归来》就将个体的失忆与国家的创伤用一种特殊的、隐晦的影像表达方式联系起来，整体上采用了政治伦理化的结构，以个体、家庭为切面反映出时代对人物的影响。总体来说，对这一题材影片的叙事策略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视听方面，还应跨越阶级、身份等外在表象，揭示出疾病的当下社会隐喻。一、阿尔茨海默症题材电影人物叙事策略呈现（一）叙事人物职业设置的同一性纵观大部分阿尔茨海默症题材的影片，情节中人物设置基本是由记忆与肉体生理性退化的患者、面临伦理考验的亲属和增加外部戏剧性的无血缘者构成，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展开叙事，叙事人物的构成呈现出同一性的特征。记忆与肉体面临双重退化的患者是影像书写的话语核心。在人物的职业设置方面，中外导演仿佛更喜欢将各个领域中的知识分子或精英人士作为患者的身份背景。在韩国导演申渊植的作品《仙后座》中，患者即女主角是高级律师；在佛罗莱恩·泽勒的影片《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中，患者父亲是已退休的工程师；在哈里·麦昆的作品《超新星》、尼古拉·多巴斯的作品《阿德尔曼夫妇》以及理查德·艾尔的作品《携手人生》中，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男主和女主都是知名作家；在中野量太的作品《漫长的告别》中，患病的父亲是一名退休中学校长；在电影《爱在记忆消逝前》与《依然爱丽丝》中，患者约翰和爱丽丝分别是大学中的文学教授和语言学教授；在日本导演堤幸彦的电影《明日的记忆》中，患病的男主是一名雷厉风行的广告部部长；在电影《铁娘子：兼顾柔情》中，讲述的是英国女首相撒切尔不幸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晚年生活。国内的影片如《妈妈！》中患病的女儿是一名理科教师；在《哥，你好》中，患病的父亲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幸运是我》中，惠英红饰演患病的芬姨曾经是一名歌唱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