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司法经验延伸工作职能充分发挥司法在推进社会管理中的能动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前所未见的深刻变革中，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社会体制转型，各种利益诉求日益增强、增多。在这种背景下，公民社会不断孕育成长，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日益增长。如何建设一个稳定有序、公平正义、幸福平安的和谐社会？党中央高屋建瓴，将社会管理创新作为破题之法，提到了我们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纲领的位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让司法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2011年11月11日，詹红荔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指出：“学习詹红荔同志先进事迹，必须强化能动司法理念，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詹红荔同志在长期的少年审判实践中，切实遵循能动司法的理念，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少年审判规律的“三三九不工作法”，拓展和创新了司法工作融入社会管理的内涵和形式。这一工作法，为我们深入研究当代中国能动司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司法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何种作用，提供了鲜活生动的司法素材。学习詹红荔精神，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有的甚至是重大的。一、坚持为民司法，是对司法工作融入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要求思想、理念、认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对行动，对实践的影响确实深远甚至决定性的。社会管理创新亦是如此。新观念、新认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与基础。对社会管理来说，管理是手段，服务才是目的，不能反客为主，本末倒置。社会管理创新不是要维稳，不能将社会管理视为“社会问题管理”，不能将其变为政治控制。要承认社会的自治逻辑，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深刻认识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意义。最高法院王胜俊院长指出，法官不仅是法律工作者，也是群众工作者。詹红荔的“三三九不工作法”，正是摒弃社会对少年犯的惯常认识，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少年审判工作中，从为民司法的角度实现了少年审判“儿童利益最大化”，充分体现了司法的人民性。詹红荔在少年审判工作中尽最大的可能恢复被罪犯破坏的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和谐,并把少年审判工作向监所、学校、家庭和社会延伸，根据每个少年犯的犯罪成因，构建“悔悟—理解—责任—关爱—回馈—传承”的帮教链条。其创造性地组建了“新生少年服务队”，引导少年内心的良知,使新生少年一定程度上实现情感、认知、行为的自治，并在一次次的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得到了自我提升。正是她这一系列充分体现司法的人民性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詹红荔的“三三九不工作法”天然地契合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底色，为司法工作参与社会管理拓展了内涵和形式。坚持能动司法，是司法工作融入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式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的要求和期待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司法常常被称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对司法寄予了无限的期待。但实际上司法工作作为社会管理的一部分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之一，但不是唯一的途径。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盘考虑，需要发挥各方力量来共同完成，需要国家机关和各方力量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形式职权，才能保证社会的良好运转。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指出，坚持能动司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人民法院司法审判活动的必然要求。能动司法就是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詹红荔“三三九不工作法”，正是在认识到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的基础上，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生动表现。詹红荔意识到在新形势下要做好少年审判工作，仅凭审判人员的责任心和法院一家之力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管理涉及到多领域、多部门及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需要多部门协作、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教育等多种有效手段。必须通过延伸审判职能，服务于社会管理的需求。于是加强了宣传、教育、劳动人事，街道、社区以及工、青妇等部门的联系配合，采取一系列帮教措施，最大限度地落实司法建议。她不分庭内庭外、份内份外，一直坚守一个原则：创设一切条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引导国家机关、群众、当事人参与到审判活动、帮教工作、法制宣传活动中来。詹红荔的行动扩大了少年审判工作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有效推进了社会综合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三、创新工作方法，是司法工作融入社会管理创新的不竭源泉所谓社会管理创新，“创新”二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面对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中国司法经验必须有所超越，有所创新，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方法参与到社会管理创新中来。法院的刑、民、行政等审判、执行工作，与社会管理方方面面都有着广泛深入的联系，因此法院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有着其他机关不可替代的优势。要发挥这一优势，需要我们的法官在司法工作中善于发现。就人民法官而言，对在工作中发现的新问题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