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手抄报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分享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手抄报，一起来看看吧！明代的通信人们的活动使彼此间保持联系成为必要。早在明代以前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就是一个书信的世界。人们通过写信互相问候、做生意、交流新思想和不断变化的观念。书信发挥着今天和学术刊物的作用。当时人们书信来往极为频繁。时代学者和地图专家罗洪先(1504-1564)这样描述他与王畿(1498-1583)间的长期通信往来：“九年书札往覆大段。”明代后期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书信往来的内容和形式。一是名人将他们的书信出版，作为交流新的思想观点的手段，二是商业性邮政服务的出现。那些信件究竟是怎样传递的，对此我们现在的人知之甚少。有时是由仆人递送的，但是远距离的人工递送毕竟不是那么实际可行。通常远距离的书信都是委托去那个方向的旅行者捎送，当然最好是亲友，而不是专门派信使去送。也可以花一定的费用把信交给来往的商人、执行公务的衙役、驿卒或是官府信差帮着带送。按规定官府信差和驿卒是不允许携带私人信件的，但正像大运河上的官役传功不可避免地在小规模的船货中夹带私人物品一样，官府的驿传服务制度也同样便利了私人信件的投递。从下面的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是运用怎样的策略保证信件能够到达目的地。这两个例子来自作者的族人所保存的信件原件。庄臣元出生于浙江北部的一个商业城镇——南浔镇上一个江南士绅家庭。1603年他经过了四十天的旅途跋涉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第二年金榜题名，谋得一官差，不久因丁母忧归乡。他的内容庞杂的作品，今有抄本传世，其中就包括1603年夏至1605年夏季间在京期间写给儿子的信。这些信件告诉我们，书信的往来并不是像庄氏希望的那样可以按时送到收信者手里。庄元臣从北京发出的第一封信写于1603年六月十五日，信上说他住在崇文门外的阿弥陀佛寺，回信可以寄给吴忠赓府第的张管家转交。在九月十四日的信中，他说已于八月二十六日收到了儿子七月二十二日的来信(信到北京用了36天)。在紧接着写于十月十四日的家信中，他告诉儿子他已托张掌柜寄出九月十四日信，问是否已经收到。那年冬天，信的往来速度突然慢下来了，好长时间庄元臣一直未收到任何家信，直到后来一下子收到三封，这三封新分别写于九月十九日、十一月十日和十二月二十七日。此后速度再次变慢，他在1604年六月二日的信中忧心忡忡地问，为什么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后再也没收到任何家信。11天后，他再次往家中写信时，诉说他的四个同乡都收到了家书，只有他一人未收到。最后的一封家信是六月二十四日一个进京的朋友捎来的，写于五月二十九日(足足用了29天的时候才到达北京)。“秋后问斩”的来源城市的夏天，逃不甚逃，躲不甚躲，除了空调机的冷风吹着，降温的途径少之又少。不由令人心生向往，盼望秋天赶紧到来，金色的秋天，收获的秋天，如此的歌颂赞美，成熟美丽的画面顿时展开，可是，突然联想到一个成语“秋后算帐”，便会不寒而栗了。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古时候的统治者要选秋天来处诀杀人犯呢?追溯中国封建统治时期，有关“秋冬行刑”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而关于刑杀与时令的论述最早见于《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古时候，由于科学文化的落后，人们不能正确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认为在人类和自然界万事万物之外存在着一个能支配万物的造世主。灾害、瘟疫、祥瑞、丰年都是上天赐予的，因而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天意。设官、立制不仅要与天意相和谐，刑杀、赦免也不能与天意相违背。古代司法工作者认为，天人是合一的，春夏之间草木茂盛生机勃勃，人虽非草木，但亦属自然界组成部分，其生死应合于自然。秋天草枯叶落，处决罪犯才合天地萧杀之时。这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则，人间的司法也应当适应天意，顺乎四时，否则要受到天神的惩罚。皇帝即是天的儿子，更要遵守天意，按照天时行事。西汉中期儒学春秋公羊派大师董仲舒(前179～104)继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创造出一套“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他认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天意是“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后刑”的，所以应当春夏行赏，秋冬行刑。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东汉章帝元和二年重申:“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者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从此，“秋冬行刑”遂被载入律令而制度化。唐、宋律规定:从立春到秋分，除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之外，其他罪均不得春决死刑。清代规定，经朝审应处决的犯人，也需在秋季处决。“秋后问斩”一词据载始于唐朝，文学作品最早出现于《水浒》英雄传中。当然，历代问斩的时间并不一定都规定在秋后，只是到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