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萨米尔·阿明晓舟译资本主义的无休止积累原则等同于指数级增长，而后者如同癌症导致死亡。由于认识到这一点，约翰?穆勒设想一种“静止状态”将会终结这种非理性的过程。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持这种理性乐观主义。但两人都不知道如何确立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相比之下，通过恰当地强调兴起中的阶级斗争这种方式，马克思则设想到了资产阶级权力的彻底转变，今天，这种权力集中在执政的寡头统治集团的手里。积累等同于贫困化，它提供了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客观框架。但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主要表达为从帝国主义“租金”中获益的世界体系中心各个社会的富裕与被统治的外围各个社会的痛苦之间不断增加的反差。因此，这场中心－外围之间的冲突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和野蛮主义抉择的中心轴。历史上，不仅在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原始积累）时，而且在该制度逐渐展开的每个阶段，“实际存在的”的资本主义是与各种连续不断的剥夺式积累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自17世纪以来，大西洋资本主义力图征服世界，在那里，它在持久性剥夺被征服地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再造，将这些地区转变成受该体系统治的外围地区。但这一胜利的全球化却始终无法以一种持久的方式让人所接受。就在它获胜约半个世纪后，以1851年英国世博会（万国工业博览会）为标志（这看来已经开始了“历史的终结”），这种模式遭到俄罗斯半外围地区革命以及亚洲和非洲解放斗争的质疑。这些构成了20世纪决定性的全球性历史事件——第一次有利于工人和各民族的解放斗争浪潮。在当代寡头后现代资本主义里，剥夺式的积累继续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在那些中心地区，垄断剩余价值——其中的获益者是寡头财阀——剥夺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在各个外围地区，这种让人贫困化的剥夺表现为没收农民土地以及掠夺上述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这些做法成了后寡头资本主义扩张的根本支柱。本着这一精神，我将“新农业问题”置于21世纪挑战的中心位置。对农民的剥夺是与积累相联系的当代贫困化倾向的主要形式。不管有没有农业燃料，都少不了寡头帝国主义的寻租和追租策略。我从这一点中推断出，主要的历史结果将是为争取南方（几乎占人类的一半）农民社会的未来而展开斗争的产物。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工人和各民族在建设一个真正文明、从资本统治下获得解放这条道路上取得进展的能力，对此，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我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对南方自然资源的这种掠夺行为，是追求挥霍型消费模式所需要的，这种模式只有利于北方的富裕社会，却毁坏了上述各民族的发展前景，因此构成了全球范围内贫困化的另一面。因此，“能源危机”既不是生产所必需的某些资源（显而易见的是石油）绝对缺乏的结果，也不是现有各种生产和消费破坏性吞噬能源的结果。“能源危机”的提法－并无什么不对——未能超出平庸的和直接的证据。无论这些资源是否缺乏，真正的“能源危机”只能是寡头和集体帝国主义以各种方式侵吞帝国主义剩余价值、确保获得自然资源机会垄断地位这种意愿的产物。无论这些资源的利用是一如既往的粗放型，还是它具备了“环境友好型”措施和新的纠正方法，它仍然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推断，后寡头帝国主义对这种扩张主义战略的追求，将不可避免地同南方各国日益增加的抵抗爆发冲突。因此，目前这场危机既非金融危机，也非各种系统性危机的叠加，而是寡头帝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其独占的和最高的权力面对着再次遭到被统治外围地区的整个社会阶层和各国质疑的风险，即便这些外围地区很显然是“新兴市场”。与此同时，这场危机是美国霸权的危机。合在一起看，以下各种现象相互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寡头资本主义，寡头政治权力，野蛮的全球化，金融化，美国的霸权，服务于寡头全球化运作方式的军事化，民主的衰落，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放弃发展南方。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斗争会为了准备踏上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道路而设法汇集在一起吗？或者这些斗争将仍然彼此分离，也许甚至相互发生冲突，从而使寡头资本占据主动？从一次漫长危机到另一次漫长危机2008年9月的金融崩溃，让那些传统的经济学家以及全球化倡导者全都颇感意外，同时也使得自由话语的某些制造者、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得意洋洋的人士仓惶失措。可是，这一事件并未让我感到吃惊——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一事件在我看来只是一次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漫长危机的一部分而已。在19世纪获胜的工业资本主义，从1873年起便陷入危机之中。由于马克思所强调的那些原因，利润率下降了。资本以集中和全球化扩张这一双重运动方式做出了反应。除了利润之外，这些新的垄断者还捞取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来自于通过剥削劳工方式而产生的大量增值。他们强化了对全球殖民地的征服。这些结构性转变使得新的利润激增成为可能，并促成了1890－1914年这个“美好年代”——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实现全球统治的第一个时期。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媒体都赞扬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