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在唐宋变革中的作用2009-12-20(日)斯波义信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点击:1059商业在唐宋变革中的作用商业在唐宋变革中的作用(日)斯波义信著张天虹译《经济史》2009年第6期【摘要】现代以来，宋代因其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关键性和突破性而受到重视。此外，唐宋时期的经济变化还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水路系统进一步扩大，为各地农村及城市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基础，区域劳动分工得以建立，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贸易量和贸易额。这一时期的商人设计出新的商业惯例、制度安排和合伙方式来拓展其贸易活动。另一个商业上的突破则是长江流域市场的扩大。政府所制定的有关市场组织与程序的规则开始松动，商业状况逐渐依赖于更高水平的私人交易与商业交换，交易场所的形成更趋自由，商业贸易进一步渗入农村地区。【关键词】唐代；宋代；商业；经济变化；经济史【作者简介】斯波义信，日本东洋文库理事长。【译者简介】张天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北京l00048)。【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2009，3，12～22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对宋代的认识发生了巨大改变。尽管在过去这个朝代一直由于其文化成就而受到称颂，同时又因其政治上的党争和军事上的孱弱而受到批评。但是最近，它逐渐被当作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得到重视。宋代经济的突破不仅是前代所无法企及的，同时也成为后世民间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最近几十年中，我们还逐渐意识到宋代在其整个版图内的经济变化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变化的速度、程度以及范围因地因时而异。举例来说，如果将公元742年与公元l080年的户籍数字进行比较①，我们会发现公元l080年的户数为17211713②，几乎是742年户数的两倍。30年后，公元1110年的人口统计数字上升到20882258户(近110000000口)。这个数字超过了接下来四到五个世纪中任何一个时期相应的中国全部人口的数字，而且与欧洲在至少六个多世纪里的人口规模大致相当。尽管在全国层次上出现的这次超乎寻常的人口激增无疑令人惊骇，但是研究者在将这些数字分解为区域或地方层次之后仍会感到惊诧。在公元742年和公元l080年，两个巨区(macro-region)③，北方和西北在整个帝国的人口中所占的综合比重分别达到80％和55％。相比之下，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三个巨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翻了一番，从27％增加到50％。位于南方的地区，即长江中游巨区(尤其是鄱阳湖盆地)在数量上增加最多，而东南沿海的人口增长率最高，在这三个世纪里，整个地区增长了431％，仅福建地区就增长了1150％。北方在人口增长方面全面下降或停滞是没有疑问的，但在这种趋势中，有两个地区仍取得了显著增长：大运河沿线和山东的环渤海地区。这些近来的发现已迫使我们更加重视地区差异而非全国趋势的同一性，南北差异以及各个区域经济中的经济问题和改革事件。商业与经济变化模式密切相关，下面就是笔者对商业在唐宋变革中的作用所进行的一种分析。一、内河航运中国的地貌以大山脉纵贯南北与横亘东西所构成的断面而著名。与人们通常持有的印象相反，中国地表的3／4系由山地组成。然而人们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愿意居住于低地和盆地，因此住所、生产、交换倾向于集中在低地。运输和交通的改善既是公共部门也是私人部门面临的急切问题之一。在现代机械运输工具引进以前，将上百万座人类居住的中心链接起来的主要方式是水路系统。就此而论，唐宋时期的运输，尤其是水上交通的巨大改进本应该起到一种推进器的作用，从而刺激经济体中各个部门的突破，我们作此假设是合理的。我们在别处所能找到的帝国的航运开始萌芽的明确标志可以早至公元702年，比推行“两税法”的公元780年早了大约80年。崔融，一位朝廷高官，反对任何在全国征收商税的企图，宣称“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铺纳税，纳税则检覆，检覆则迟留。此津才过，彼铺复止，非唯国家税钱，更遭主司僦赂。船有大小，载有少多，量物而税，触途淹久。统论一日之中，未过十分之一，因此壅滞，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则万商废业；万商废业，则人不聊生”④。崔融与其他同时代人一道，生动地证实了帝国运输业在一些地方的普遍发展。这些运输业由商人群体经营或受其雇用，集中于水路要冲。隋代于公元610年建成大运河，标志着连接临近运河的几个巨区的水上交通网络的扩大。因此而出现的水路系统的关键性轮廓是一个巨大的水平“T”型：长江下游是“T”的十字交叉部分，一支伸向长江之西；一支向北，是大运河，其南则是东南沿海主要港口的海上航线。如此一来，本来阻碍内地、沿海以及海上运输的自然屏障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