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臣妾心理分析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臣妾心理分析琵琶行一诗是白居易的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感伤诗。历来的教材均将其定位在同情琵琶女，揭露社会的黑暗之上。其实我以为本诗表现的是白居易的臣妾心理，即借琵琶女的身世，写出自己对被贬的哀怨，表达自己对朝庭的忠心，希望君王能为自己平反昭雪，让自己重回君王身边，再尽忠心。要想弄清这一问题，其实不难，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即可。其一是白居易是否真的遇见过这样一个女子;其二是文中将二人比照描写究竟要表达什么主题。历次的教参说明中似乎确有其事，中国文学史上也是这么讲。文学大讲堂中说的更绝，浔阳江头琵琶声里，两颗被抛弃的心相会了，他们的哀怨和激愤组成了一支凄苦的歌。著名教育家刘征甚至认为：白居易能冲破封建观念去平等地对侍一个卑贱的琵琶女，非常难能可贵(人教社2004年6月版教参37页)。甚至教材还附有一小诗江上歌者以印证其事。其实，白居易是否真的见过这么一个女子，早就有人怀疑过。宋人洪迈容斋五笔中说：“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辞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为真为长安娼妓所作，予窃疑之。……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尔。”洪迈认为：我们不能完全否认白居易的确见过这样一个女子，但有理由怀疑他真的见过这样一个女子。第一：机缘的巧合，仿佛是天意;第二，琵琶女倾心诉说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难以让人接受;第三，以中国古代文人常以女子来自比或借以抒怀的诗文来类比，我们是否可以类推出这样一个结论：白居易其实是编造了这么一个人，借以从侧面暗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如屈原以美人自比，显示自身品行的高洁;朱庆余以新嫁娘自比，希望得到考官的赏识;后世小说家多以男子对女子的始乱终弃，表现个人的得志与冷落等等。第四，文中琵琶女的身世遭遇与白居易的遭遇几乎是如出一辙，让读者从中更多地看到的是白居易的身影。因此，与其说白居易刻画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乐妓，不如说白居易就是在借琵琶女之口向当局倾诉自己的哀怨，表现出一种典型的臣妾心态，即白居易借此来向当局表明自己的哀怨，言明自己的忠心。而琵琶女在文中只是起到一个隐喻的作用。我们通过二人的对比描写，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守空船忠于丈夫虽赋闲职难忘臣子之心从这一对比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在九江其间曾写下放言五首，基本上都是在抒写自己的冤屈，希望有朝一日，朝庭能辩其伪，以洗涮自己的不白之冤，第三首云：“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他反复强调需等待时日，以辩自己的真伪，那么谁去辩他的真伪?谁能辩他的真伪?辩了他的真伪后又会怎么样?从这些诗句中不难看出，诗人被冤后，一直对朝庭抱有莫大的幻想，一直是心向朝庭。如果说他对朝庭有什么表达的话，那绝不是指斥，更不是批判，只能是如妾妇一般地哀怨、孤愁。怨的是皇帝不解自己的忠心;愁的是何时才能洗尽冤案再回朝庭，再续君臣之缘。综上所述，我们可知，所以，本文的主题应是[知识拓展]长恨歌与琵琶行的比较阅读这两首诗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是主题都具有双重性。长恨歌既对唐明皇的荒淫误国，杨贵妃以色邀宠有所批判，特别是在诗歌的开头;又对他们之间忠贞不渝的感情有所同情，甚至歌颂，特别是在他们的爱情发展成悲剧之后。对此，陈鸿的长恨歌传有很好的说明：“……质夫(白居易友)兴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指玄宗与举杨贵妃的故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琵琶行既刻画了一个不幸歌女的形象，又通过“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抒发了自己“谪居卧病浔阳城”后的苦闷心情。二者之间基本上是并列的、非主从的关系。其次是在艺术手法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一是抒情与叙事的紧密结合，它们既是以抒情见长的叙事诗，又是以叙事见长的抒情诗。诗中既有凄婉感人的情节，又有真挚动人的情感。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白居易的)感伤之诗长于切”，即可作此理解。难怪白居易自赞为“一篇长恨有风情”了。长恨歌主要通过客观描写来抒情，琵琶行主要通过主观描写来抒情，这是因为长恨歌毕竟是根据传闻的希代之事写成的，琵琶行则是在一生矛盾最剧烈的被贬江州后写成的。二是结构安排独具匠心。从大结构上看，这两首诗层次分明，一气贯注，都以叙事为线索，穿插抒情，写出了情节的发生、发展、转折、高潮、结束。事件的详略，层次的过渡又各尽腾挪变化之妙。从小结构上看，二诗在铺陈词藻、详尽描写的同时，不断锤炼一些连兜带转的警句。穿插其间，使全篇处处体现开阖顿挫之妙。如长恨歌第一段不断地描写杨贵妃如何以色专宠，但读来并不觉得重复，原因就是他在描写几句之后就会出现一两句警句，如“从此君王不早朝”，“三千宠爱在一身”，“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又如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