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之争论文如何实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是本世纪备受关注的议题，“斯诺命题”引发的争辩使得科学实证主义向后经验主义曲折演进。波兰尼对两种文化之争做出了独特的回应，以个体知识论挑战逻辑实证主义解释观，向后现代批判哲学大步迈进。本文探讨缄默知识外显化模型的演进历程，架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之间特殊教育的这道桥梁。一、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性和科学性的质疑层出不穷，试图用自然科学的量化方法和效用标准来衡量社会科学的产出结果。社会科学的个别化属性和不确定机制对其本身的生命力造成了威胁，实用主义思潮把“是否有效”作为其验证尺度却忽略了其特有的文化历史背景。1959年，斯诺在剑桥大学做了有关两种文化的演讲，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两大文化阵营的对峙，这就是经典的“斯诺命题”。他主张用科学技术来改变社会，解决贫困问题。至此，“两种文化”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议题。这一公共领域和哲学领域的共同话题，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广阔视角，揭示了深刻的社会文化意蕴。19世纪中叶，以孔德和密尔为首的科学实证主义者主张弱化科学和人文的差异，力图把自然科学的成果推广到社会科学之中。20世纪，作为新康德主义的领军人物，文德尔班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描述成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在西方思想史重普遍轻特殊的大背景下，再次划清两大阵营的界限。诠释学代表狄尔泰更是明确揭示了人文社科本身独立自主的特性。海德格尔实现了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理解和解释已经超越了精神科学的表征方式，为人的原始的存在方式提供了载体。[1]与此同时，科学实证主义也在进一步走向精致化，即逻辑实证主义，力图构建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用于表达一切可知的对象。而后，科学哲学迎来了后经验主义时代，实现了解释学从本体论视角向实践哲学视角的转换，而自然科学正是其首要的试验田。从社会科学向人文科学看齐，到两大文化针锋相对，再到自然科学的人文化，峰回路转，跌宕起伏，两种文化的分裂与融合正是哲学积淀的艰辛历程。二、波兰尼的回应与批判1958年，英籍犹太裔的哲学家波兰尼对两种文化之争做出应答，实现了对科学实证主义和解释学、新康德主义的多重飞跃。[2]他认为，“两种文化”的鸿沟源自17世纪的科学革命，并在实证主义中得到进一步表征。实证主义标榜科学的超然普适性，忽视情感因素的客观意义。如何逾越这条虚构的畛域，正是面向逻辑实证主义解释观的公然宣战。1.个体知识本体论挑战逻辑实证主义。波兰尼用个体知识论来挑战逻辑实证主义解释观。他认为，科学研究中个体的参与“是个体承担责任的行动，并且这份责任是突破时空界限的。在与一种默会的实体构建联系的角度来看，这种认识显然是客观的”。[3]他对个体和主观的概念进行辨析，个体知识是自身理解和普遍意图的统一，和私人感受不同。波兰尼提倡凡是知识都应该以理解为基础，一知半解的只能称之为“信息”，知识都植根于缄默诠释。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定位于相同层级。缄默认知论在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科研究之间构建了一种延续性的承接。[4]当自然科学研究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级动物到高级动物的不断演进中，研究方法不断修正，理解形式不断深化。而人文社科研究只是在这个持续发展的历程中生成的一种理解形式。当然，可持续性也并未排除根本性的差异。[5]波兰尼在其晚年指出科学意义和人文意义的差异，指出科学知识一旦完型之后的推广和应用并不需要多大的想象力，而人文科学一直需要想象力来支撑，以形式化的模式获取超自然的意义。2.从客观科学向后现代批判哲学的更替。1917年，波兰尼的吸附作用理论在业界引发了不同凡响的震撼。但当时的权威爱因斯坦和哈伯本着对科学负责任的态度对其进行了批驳，这些专家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科学公断，尽管有可能犯错，但一定是合法合理的。波兰尼承认任何一项科学的陈述，一旦被某些权威科学家承认为有效，即可视为被全体科学家所接受。[6]所幸这次挫折并没有将其打倒，波兰尼欣然接受“意见”，调整了研究方向。20世纪30年代末，波兰尼主张科学的价值取向定位于造福民众，波兰尼挥舞着捍卫思想自由的利剑奋力抗争，以追求纯粹的真理。事实上，波兰尼“个人知识”理论也是经历了模糊到精确、缄默到明言的发展过程。波兰尼耗费9年的心血完成了鸿篇巨著《个人知识——迈向后现代批判哲学》，在其人生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将自己零碎的思想进行系统的整合。这一次传统认识论中颠覆性的变革，彻底打碎了客观科学主义对纯粹客观和超然真理的荒谬追求，将个人参与和默会理解推至知识的'中心地位。1961年，波兰尼完成《人之研究》一书，用“个人理解”铸成的通途填平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直至人文科学等学科之间的天堑。[7]三、缄默知识外显化理论演进1.欢会神契说。从波兰尼的欢会神契说中隐约感受到他为缄默知识外显化所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