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保护问题的演变历程1.1.1以环境保护政策的理念演进为划分依据在《环境经济政策伦理研究》[1]一文中，作者根据环境政策理念的演进，将新中国以来环保问题演进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初期到上世纪70年代。50年代在学习苏联经验基础上开展了一些环境保护工作，但由于当时的环境保护工作隶属于卫生部门，故多是在环境卫生理念指导下实施，故环保效果有限，后由于文革发动一度名存实亡。第二阶段，治理三废阶段，1972年到1991年。第三阶段，推进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阶段，即为1992年之后。在《中国环境保护40年回顾及思考》[2]一文中，作者将1972年到2001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2年~1978年）环保意识启蒙阶段，第二阶段（1979年~1992年）环境污染蔓延和环境保护制度建设阶段，第三阶段（1993年~2001年）环境污染加剧和规模化治理阶段。对以环境保护政策的理念演进为划分依据的划分方式的思考：以环境保护政策理念演进为划分依据，能够比较直观的呈现环保进程。但由于政策的制定实行，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多为问题出现之后采取的相对措施。因而这样的阶段划分法使得回溯问题存在一定的困难，难以直达环保病灶。同时也应看到，在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这一段历史时期，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较少，对于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环保讨论以负面问题居多，缺少对如“第一个12年绿化行动”[3]等比较积极的环保举措的肯定。1.1.2以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为划分依据王前在《中国科技伦理史纲》一书中，以1976年为划分截点，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划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后为第二阶段。[4]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当代中国应用与发展》[5]一文中，作者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将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的经济建设主题作为统领，即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3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题为大跃进，第二阶段的主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环境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以此来展开探究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理念。对以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为划分依据的划分方式的思考：以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为划分依据，更加系统、有概括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挖掘环境问题背后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根源，但是对于一些关键截点、关键事件的梳理较为笼统了，对于背后问题的探讨不够深入——比如，在1976年之前中国是否有推行过相应环保政策和开展对环境问题的治理呢？取得了什么效果？另如，文革期间反孔思潮的影响下，人定胜天的理念支撑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运动对环境又带来了哪些影响？再者，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并非零进展。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上，就有中国代表团的身影。1973年，受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并确定了第一个关于环境保护战略。同时，随着工业化发展，涌现出一些安全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如PX项目、响水化工污染爆炸等，这些极有代表性的新的环境污染问题，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非常有必要及时的跟进梳理和探究其背后的伦理问题。1.1.3以党的生态环境思想的发展为划分依据在《党的历代领导人政治生态政治观的演变与启示》[6]一文中，作者从生态政治的角度概括了党的领导集体的思想演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人定胜天的生态政治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集体领导集体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环境的生态政治观、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政治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建设生态文明的生态政治观。在《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演进历程及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启示》[7]一文中，作者对党的主要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思想进行梳理和挖掘，以此来反映中国共产党环境保护的思想史，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人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思想，并以此为根据，将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演进分为萌芽、发展、丰富、成熟和提升五个阶段。[8]对以党的生态环境思想的发展为划分依据的划分方式的思考：以党的生态环境思想的发展为划分依据，能够直观的归纳呈现我们党环境保护思想演进的历程，但是这种标准存在一定的不足。以毛泽东时期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生态政治观举例。这一阶段，党的领导内部并非完全漠视环境保护，第一个12年绿化行动、“引漳入林”红旗渠改造恶劣生态环境的创举等，这些积极的措施并不能与“大炼钢铁破坏林木”等问题一并概括、一概而论，即战天斗地的生态价值观概括过于笼统。同时应当看到，对党的十八大以后，出现的新环境保护问题的归纳和概括相对较少。在铁拳治腐的政治要求下，环境保护已不单单是自然生态层面的问题，更涉及到了政治层面的政治生态问题，如秦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