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医学作业临床医学<案例>2012年10月30日，50岁的人民教师王某（女）在课堂上突然感到心前区一阵发闷难受，随即天旋地转，双腿发软就要倒地。学生见此情状急忙将其扶至一旁椅子上。休息十余分钟后王某感到眩晕有所好转，但双腿仍感无力无法站起，于是当天她没有给学生教完课就回到了家中。她丈夫在当地县医院工作，见到妻子的情况后也并不曾在第一时间想到要入院治疗。因为王某连续备课到三更半夜已经两周有余，又是上了年纪的人，可能只是一时间“累垮了”，大家都这样想。第二天，王某醒来后感觉双腿力量有所好转，便坚持去上课。教室在七层楼，而没有电梯。一步一步到了教室后她觉得双腿的无力又加重了，但她靠着手的力量支撑在讲台上，为学生上了两节课。放学的时候她几乎已经没有力气行走，她双手紧抓着楼梯上的扶手，竟一步也跨不下去。往来的学生们看到这一幕都很焦急，他们“最受欢迎的老师”病倒了，在长期高强度的工作之下，她的健康状况出现了危机。恰好路过的校长一刻也没有犹豫，立即派专车将王某送到了县医院（二甲）。县医院的医生们立即给王某做了血生化、血常规、颅脑和脊髓MRI，除了轻微低钾外，没有任何阳性发现。补钾之后血钾立刻上去了，而王某双腿无力的症状没有任何好转。主治医师建议王某住院治疗，但已经没有床位了，于是他们将王某安排到了走廊上。灯光昏暗，长长的走廊上摆满了床位，留作走道的空间已所剩无几。到了当天晚上，医师们依旧对王某的病情没有头绪，而这所县医院亦不具备进行腰穿的条件。由于发病的突然和症状的特殊性，医师们建议王某立刻转到上级医院治疗。由于王某的丈夫在省内某三甲医院有熟识，所以很快就联系到了专家，并恰巧有最后一张空床位。于是当晚王某就乘车来到了该三甲医院。南方的深秋，这会儿已经有微微的凉意。在车子缓缓驶入医院大门的时候，王某看见靠着围墙的地上有十几个人打着地铺睡着。她知道这不是流浪汉或者民工，这是排队等待明日挂号的患者家属。省三甲医院的医师问了病史后，并不认为王某有做腰穿的必要性。常规检查下来后依旧没有任何阳性发现，只能给王某用上了辅酶Q10、维生素B等神经营养药物，还注射了神经生长因子。半个月就这样过去了，王某的症状反反复复，走几步就感到腿部极度无力，下蹲无法站起，而肌力检查却有4+，这不得不让医生们倾向于神经官能症方面的考虑。由于王某病情趋于稳定，医师建议住院，给出的诊断只是“躯体形式障碍”。王某在家中静养了半个月，没有恶化却也没有好转的倾向。夫妻俩觉得不甘心，讨论了一晚后决定还是求助于上海某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这家医院之难进，专家之难求，大家都有目共睹。托人问了一下，发现门诊肌电图的预约已经排到两个月之后了。夫妻俩只好通过熟人帮忙，又等了一个星期之后，才得到了来之不易的床位。而隔壁床的患者就辛苦得多了，等床位等了一个月有余。住院之后再预约检查就容易多了，他们约到了三日之后的肌电图检查。由于一个月下来的奔波劳累，王某的丈夫右眼突然得了结膜炎。按照小县城的习惯，直接到药店买支红霉素眼膏就能解决。但来到上海的医药店才发现，抗生素都是处方药，不能直接购买。他只好乖乖去挂号。由于自己了解病情的轻重，他挂了普通号，不到两分钟就拿到了方子。而环顾另外一头挂专家号的患者，黑压压坐满了候诊室，他们之后还有冗长的等待。大医院的服务的确不错。但是天天陪着妻子挤在同一张病床上，两周下来丈夫休息的也并不是很好。医院给每个病人配了一个十分“袖珍”的小柜子，这让两人的行李根本无处安放。王某终于做了腰穿，发现蛋白含量略有增高。有专家建议做脊髓造影。但考虑到风险和意义，王某的主治医师并不十分推荐。近来她双腿的无力状态略略有些好转。那么王某突发的眩晕症状和她双腿的无力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呢？结合王某之后谈及在发病前数日就觉得肌肉酸软的情况，专家觉得有不典型脊髓炎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此时距发病已经一月有余，在发病第一时间没有腰穿，有一些相对典型的征象已然无法看到。王某的病情在缓慢地好转，但是发病的原因可能永远也不得而知了。<简评>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本人了解到，三个星期下来，王某在上海该三甲医院共花费近七千元。和许多慢性病和重病患者的开销比起来，七千元只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就在这样一个事例中，也反映出了当代中国医疗环境中的一些问题。1“小病大看”的现象屡见不鲜。王某的丈夫得了结膜炎，到医院挂个普通号就完美解决了问题。然而他却发现和他一起挂普通号的几乎没有人，所以他只等了不到两分钟。那么在同一个候诊室里那些挂专家号的，莫非都得了疑难杂症吗？难道他们的问题非得主任医师来解决吗？一有小病就挂个专家号，就往三甲医院里挤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大医院人满为患，约个肌电图排到两月后，等个床位等了一月余。2慢性病患者占用过多医疗资源。隔壁床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