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摘要：整个20世纪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巨大转型，中西方音乐文化也进行了极大的交流。这不仅包括学堂乐歌之前的交流，学堂乐歌期间的交流，还包括“五四运动”到二十年代，三四十年代的音乐交流，从而使中国的音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推动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关键字：音乐;中西方;交流前言中国的近代史时期是整个社会文化，人们的思考方式，社会价值取向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接受外来文化开始，直至今日自主的有选择的接受外国文化。这期间对于国乐，西乐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不仅使国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推动了国乐和西乐二者之间的文化交流。一、学堂乐歌之前的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闭关的中国第一次被迫向外敞开国门，外国文化一拥而入。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音乐史学领域也有人主张将此当作中国古代与近现代音乐史的分界点，因为从这一时刻起，中国古老的传统音乐文化开始不断的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在此时，在中国有人或有意或无意的开始向国人介绍西方音乐。19世纪60年代—90年代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洋务运动兴起。清王朝中的一派人，主张推行“自强新政”，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早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一切认为可以学习的东西。很自然的，也见识到了西洋的音乐文化。他们将他们的所感所悟形之于笔墨。在很多记载中记载了西洋的乐器，歌舞，音乐会，仪式音乐场面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一方面文献可见于《小方斋舆地从钞》（王锡棋编刊于1877-1897年间）。洋务运动人士虽然到西方目睹一个广大的音乐世界，得出了坚守夷夏之别的礼乐观。但是对西方音乐采取不承认不准学的态度。通过对中西方音乐的对照比较，初识彼此之异同，却得出了西乐“然不可以行之中国”的结论。仅仅只有少数人，在对西方音乐的观照中，开始萌发出微弱的对中国音乐进行改良的意愿。虽然微弱，但也实属难能可贵了。虽然洋务派运动没有将西方音乐文化带入中国，但是在客观上将一种“向西方学习”的思维方式传遍了中国。洋务运动失败后不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即开始倡导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1989年向光绪皇帝上书《请开学校折》，向皇帝介绍德国的学制，大力倡导开办新式学校。在这个奏折中，第一次明确的提出必须把“歌乐”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科目。而所谓的“歌乐”就是新式唱歌课。虽然戊戌变法没有成功，但是百日维新期间，全国各地建立了不少的新学堂。很多学堂开设了“音乐唱歌课”，随着新学堂的建立，我国近代学校教育迈出了第一步。“学堂乐歌”这一名词也随之出现，并且拉开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大幕。二、学堂乐歌时期中西方音乐文化关系从学堂乐歌开始，西方的音乐文化开始逐渐系统的传入中国。很必然的，关于国乐与西乐孰重孰轻，谁好谁坏，该如何取舍的问题。也摆在了众位音乐先行者的面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篇署名“匪石”，题为《中国音乐改良说》的文章。此文刊登在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所编的《浙江潮》月刊第六期（1903年6月）上。文章的作者留学日本，感受到了音乐唱歌在学校教育，政治宣传和人民生活中起到的重大作用。同时在同中国传统音乐进行比较之后，得出了中国音乐是“为寡人而非众人的”，“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为此，他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输入西洋音乐，用以替代中国音乐，即将中国音乐全部抹煞。用西洋音乐来替代。这种做法自然是片面的，但是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激进精神。在那个时代如此的一篇文章，对于推广西乐也有莫大的贡献。同时，学堂乐歌的倡导者，也是对学堂乐歌影响最大的一人——梁启超，也在其著作中表明了自己对中西音乐关系的看法。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一书中，除了对学堂乐歌作了详尽的论述，将学堂乐歌，音乐唱歌课提升到了学校教育“万不可缺”的高度，而且极力主张发展中国自己的新歌曲创作。他认为应当改变中国音乐过于“靡曼”缺乏“发扬蹈厉之气”的缺点，改用那些“雄壮活泼，音节激昂”的音调。但是他不同于以西方音乐提到中国音乐的主张，不赞成“全用西谱”，而要求“用西谱者十而六七，用国谱者十而三四”，并“参酌吾国雅、剧、俚三者而调和取裁之，以成祖国固有之乐声。”明显梁启超的主张比较切实可行，而且加之他当时在政治文化界享有的声明和地位，对于后来学堂乐歌的创作，以后再后来的专业音乐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堂乐歌的推广，中国第一批音乐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活动家诞生了。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人的音乐活动，对促进近代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曾志忞。他是在萧友梅之前第一个尝试建立近代音乐学校的先行者,是我国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的创办人，翻译出版了最早的一本较为完备的乐理教科书《乐典教科书》。1904年在《新民从报》连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