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的现实。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引来众矢所的。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勿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公私机构的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十年的经济低迷。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现在面临着后20年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管理思想根植于一国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但若两个互换个位置，可能都不成功。就像八十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回归到中西“体”、“用”之争，再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在当今世界管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说”向“接着说”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至于如何“接着讲”，仍可援引类似北大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后20年中国管理学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社会热点多，需求急迫，近年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作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